中国日报网评：用好健康传播，助力现代社会治理

截止到1月28日14:44分，全国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飙升至4567例，死亡106例。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承认，不能够保证7-15天有效控制住疫情，新型冠状病毒的防治很可能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

与此同时，初步科研成果也表明，让国人吃了这么大亏的武汉新型肺炎，源头很可能和17年前的非典一样，还是中华菊头蝠。

更加吊诡的是，在2003年非典之后，花了十多年事件，找到非典病毒源头的中科院武汉病毒所，距离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直线距离仅仅15公里。

和野生动物保持距离，就是和疾病保持距离。这句用了数百条人命、数百亿损失，才学到的宝贵知识，就这样被束之高阁。

悲剧又一次重演，背后原因是什么？

距离广州900公里的武汉，为什么没从损失惨重的非典中汲取经验？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健康传播的缺失，是当地政府社会治理中健康传播的缺位。

这一点最新的佐证是1月26日湖北省政府举行的“一场教科书级的发布会”。发布会上，省长不戴口罩，市长露出鼻子，数据连续说错，省长市长发言南辕北辙……

健康传播，是将医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大众的健康知识，并通过态度和行为的改变，以降低疾病的患病率和死亡率、有效提高一个社区或国家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准为目的的行为。

2019年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核心主题，要求不断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

现代社会治理中，民生是关键，而民生的核心之一是卫生健康。健康也是美好生活最关键保障。

尤其是涉及到一类疾病和二类疾病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健康传播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这应该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伴随全球化和高速交通网络而来的，不仅有经济发展，也有频发的公共卫生事件。

及时、权威的健康传播，可以在事前提供公众健康意识，改变生活方式；在疫情发生后，黄金时间内迅速传播防控方法，减少患病人数。

根据西方各国的经验，有效的健康传播是政府、疾病防控部门(主要是CDC)、大众媒介、医疗单位互相沟通，良性互动的结果。这种信息资源有助于降低社会运行成本，提升大众健康生活品质。

健康传播中，最关键的因素是政府和媒介信息的准确性。这直接影响传播效果，关系到社会是否能够进入良性的健康防治状态。

准确信息失声，流言就会横行。

实际上，比病毒更可怕的是流言。不仅搅扰人心，还会给防治工作带来了阻力。所以1月22日的《人民日报》说：“打赢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需要政府部门做到信息公开及时、充分，刻意迟报瞒报必将付出严重代价”。

这场与新型肺炎的战争，就是城市治理能力的考试，谁在实干，谁在裸泳，一目了然，无处躲避。

疫情初期，许多中老年人抵制带口罩，认为“没有必要”。但是国家卫健委、中国疾控中心等机构立刻出面辟谣，并借助主流媒体迅速扩散科学防治知识。大众意识到了疫情的严重，减少出门，并采取各种方式规避。对防止疫情扩散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

健康传播，不仅仅是要提供养生保健信息，更应该纳入国家现代治理过程中。

扁鹊说，人们认为他能起死回生，所以医术最高。但三兄弟中，扁鹊的大哥才是医术最高明的，因为他大哥会‘治未病’，在病人病情发作之前就已经探究病因，并实施治疗措施，在不知不觉中祛除了病因。

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健康传播，不仅仅是瘟疫发作时提供信息，更应该融入现代社会治理过程中，积极把最新的科研成果转变成为大众的知识和行为方式，实现知识到态度，再到行为模式。

治未病，才是最高效的治理范式。

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存在“重医疗，轻预防”、政府公共卫生投入不足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如果能借助本次新型肺炎，促进社会治理效能和水平的优化提升，则善莫大焉！

我们提议：一立法永久禁止野生动物交易，二是改变大众野味消费习惯，三是参照GDP直报系统，建立一类和二类重大疾病的直报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