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位于延安市延川县永坪镇的“永坪会师”雕像（8月7日摄）。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 摄
新华社西安8月15日电 题：红星，从这里照耀中国——陕北见证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935年10月，从江西于都出发的中央红军，跨越逶迤五岭，攀登磅礴乌蒙，跋涉滚滚金沙江，征服滔滔大渡河，翻过皑皑岷山，历尽艰辛万苦，付出重大牺牲，终于抵达陕北。
从此，红星，从这里照耀中国。
落脚：到陕北去！
1935年9月，《西京日报》《大公报》上刊载的两条陕北红军的消息，让党中央眼前一亮。
当时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全国范围内硕果仅存的一块红色土壤。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领导的武装斗争如火如荼，各级中共组织和苏维埃政权齐备，还有一大批领导骨干和优秀干部。
“一杆杆红旗空中飘，红二十五军上来了，来到陕甘洛河川，劳动百姓好喜欢。”
1935年9月16日，这样的歌声飘荡在永坪镇上空。转战4省的红二十五军与刘志丹率领的陕北红军在此胜利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
千里之外，在1935年9月召开的甘肃哈达铺会议上，毛泽东高兴地说，那里就是目的地，我们要振奋精神，北上抗日，到陕北去！
蒋介石严令东北军加紧了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围剿”。新组建的红十五军团采取“调虎离山，围点打援”战术，在延安以南、甘泉以北的劳山地区布下“口袋阵”，一举歼灭东北军主力110师大部。随后，红十五军团又发起榆林桥战役，全歼守敌，彻底切断了敌人南北防线，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陕北献上一份厚礼。
此时，中央红军也在为陕北人民准备“见面礼”。
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一路尾追的国民党骑兵团也尾随到了苏区大门口。
“绝不能把敌人带进苏区！”
21日，“切尾巴”战役打响。中央红军采取分块切割、相机包围的战术，迅速击溃敌军骑兵4个团，一路困扰的“尾巴”终于被割掉了。至此，中央红军结束了长征中的最后一仗，也胜利完成了落脚陕北的第一仗。
进入陕北苏区，看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标语，看见“工农民主政府”的牌子，看见到处都是送粮送衣的群众，这些历时367天、历尽艰辛的红军战士们热泪长流。
落脚陕北，党中央和红军战士信心倍增。时任中央保卫局秘书的童小鹏，在到达吴起镇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在周年时进入陕甘苏区的边壤，这应该算是一件顶光荣而且是突破世界空前纪录的伟大事业。”
1936年7月，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随党中央迁至陕西省志丹县，在山崖上的窑洞中艰苦办学。这是学校外景（8月8日摄）。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 摄
立足：中国革命大本营奠基陕北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1935年11月6日，鹅毛大雪中，毛泽东在陕西省甘泉县象鼻子湾发表了著名的雪地讲话，深刻诠释长征的意义。
毛泽东告诉红军战士们，留下来的同志不仅要以一当十，而且要以一当百、当千。今后，我们要和陕北红军、陕北人民团结一致，要作团结的模范，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使命，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
红旗招展，三军沸腾。尽管长途跋涉、疲惫至极，但衣破衫烂的红军战士在雪地讲话的鼓舞下，重新抖擞精神，迈上新的征程。
出于对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汇合力量更加壮大的忌惮，蒋介石调集13个师、另5个旅的兵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妄图彻底围歼红军主力，摧毁陕甘边区。
等敌来袭，无异于坐以待毙。党中央果断决定主动出击，以口袋合围之势，布下天罗地网，经过连日战斗，歼灭国民党一个师又一个团，在直罗镇俘敌5300余人。
据直罗镇战役烈士陵园讲解员李婷介绍，直罗镇战役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场“大战”，阵容堪称“豪华”：毛泽东亲临前线指挥，新中国成立后被授衔的至少有5位元帅、6位大将、48位中将以及10位少将参加了这场战役。
延安大学泽东干部学院副院长高凤林说，直罗镇战役不仅扩大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也使陕北成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出发点。
此后，党中央命令多路部队同时出击，开展西征作战。在两个多月里，西征部队占领城镇10余座，在陕甘宁三省边界开辟纵横200余公里的新区，有力巩固了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从漫漫长征艰辛路，到立足陕甘根据地，红军将士与人民群众的鱼水深情始终如一。
进入吴起镇的前夜，中央红军宿营在吴起倒水湾。由于缺乏补给，红军战士甚至没有做饭的锅具。村民张宪杰借给红军一口水缸用来烧饭。水缸被烧裂了口子，战士当即给了张宪杰两块银元作为补偿。
“为了支援中央红军，当地群众日夜兼程集中粮草物资，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形成了川流不息的送粮大军。”吴起县革命纪念馆原馆长吕军说，中央红军战士严寒时节依然身着破旧单衣，当地群众组织上百位工匠赶制了一批毡衣和毛被套。
参观者在延安市甘泉县象鼻子湾村参观“雪地讲话”旧址（8月8日摄）。 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 摄
再出发：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
国难当头，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在陕西省子长县瓦窑堡召开，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作出了红军东征的重要决定。
“凡属食毛践土之伦，炎黄华胄之族，均应一致奋起，团结为国。”
1936年2月，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从陕甘苏区东渡黄河，挥师东征。3月，毛泽东和彭德怀联名发布《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号召爱国志士与红军联合一致抗日。
“听见我红军民族英雄们，摩拳擦掌杀气高……”
在位于陕西省延川县红军东征革命纪念馆的一面墙上，这首由陆定一作词的《红军东征歌》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红军东征期间组织建立的抗日游击队、游击区，为后来开辟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坚实基础。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站在民族大义的高度，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的正确方针，并派周恩来率代表团前往西安，最终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1936年，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瓦窑堡创建，不久后，抗大随党中央迁至志丹县，在山崖上的窑洞中艰苦办学。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称抗大为“世界上唯一的一所不怕飞机轰炸的高等学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红军大学一期各科学员还没来得及举行毕业典礼，就于1936年12月底奔赴战场。连天的烽火中，他们逐渐成长为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栋梁。
民族危亡之时，理应一致对外。
“为了抗日救国，我们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上前线去杀敌！”1937年8月，在《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的雄壮声音中，红军战士们收起红五星八角军帽，戴上嵌着青天白日旗的军帽，奔赴华北抗日前线。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成为了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振奋了全国人民抵抗日寇的信心。
漫漫长征路，在神州大地谱写初心永恒的英雄史诗。
巍巍宝塔山，为中华民族升起实现复兴的辉煌曙光。
回首长征路，追忆那些被鲜血染红的长征故事，更觉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多么伟大、多么崇高。
在新的长征路上，这理想之光必将继续闪耀，照亮中国人不断前进的道路。（记者宋振远、刘书云、孙少龙、李浩、王若辰、蔡馨逸）
参加“记者再走长征路”活动的媒体记者在陕西省子长县瓦窑堡会议旧址采访（8月9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 摄
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倒水湾村民张新介绍中央红军曾住过的窑洞，他爷爷张宪杰曾给中央红军提供了做饭的水缸（8月7日摄）。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 摄
这是直罗镇战役纪念馆中布置的直罗镇战役模拟复原场景一角（8月9日摄）。 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 摄
参观者在位于延安市甘泉县的劳山战役烈士陵园瞻仰革命烈士（8月8日摄）。 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 摄
游客在延安市甘泉县参观红十五军团司令部旧址（8月8日摄）。 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 摄
延安市延川县清水湾红军东征横渡黄河处（8月7日摄）。 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 摄
参观者在位于延安市延川县的红军东征革命纪念馆参观毛泽东旧居（8月7日摄）。 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 摄
参观者在陕北吴起县的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内观看中共中央进驻吴起镇的相关史料，展板上方是当年刊登陕北红军活动消息的《大公报》和《西京日报》的复印件照片（8月7日摄）。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 摄
空中俯瞰吴起镇“切尾巴”战役所在地（8月7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 摄
1936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陕西省子长县瓦窑堡创建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这是在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旧址复原的开学典礼场景（8月9日摄）。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