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少年昨天刑满释放 看守所门口接他的是法官 法官买好车票送他返乡过年

今天上午8点多，通州法院刑二庭庭长卫丹接到了来自辽宁丹东的电话，悬了一夜的心终于放下。张锐(化名)的父亲在电话中说：“孩子已经出站了，请法官放心。”

因为盗窃同事的6部手机，张锐“十六岁的花季”中有7个月是在通州看守所的铁窗里度过的，昨天刑满释放，家人因身体和经济条件所限未能来京接他。当初给他定罪判刑的法官卫丹和同事们则提前给他买好了火车票、羽绒服，将他送上离京的列车，回家过年。

昨日现场

16岁少年偷同事6部手机被判刑7个月

昨天中午，北京火车站广场西边的临时身份证明办理处外面，张锐排在长长的队列当中，一米九五的个头足够醒目。去年5月，高一休学的他来到北京打工，两个月内连续盗窃同事6部手机，因手机价值9000多元，他以盗窃罪被通州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此时，他刚刚16岁。

“工作的那段时间没开过支，过不下去的时候找领导要求‘预支’点工钱，也只能拿到一二百元。”张锐低着头跟记者说。可平时同事们在一起也要吃吃喝喝，要有一些交往，去年5月18日，几乎身无分文的张锐将目光瞄向了同事的手机，第一次下手是在公司宿舍，偷走了同事的一部手机，两天后又偷走了另一人的。6月初，他在同事们睡觉的时候，接连偷了两名同事的手机，得手后他马上想办法把赃物便宜卖掉。正在暗自庆幸“来钱容易”，他却在6月底再次下手的时候，被警方抓获归去年。

去年11月6日，通州检察院对张锐提起公诉。主审他的刑二庭庭长卫丹了解到，张锐父母离异，在家务农的父亲身体不好，干不了什么活儿，家中经济拮据。在张锐这个叛逆的青春期里，来自家庭的教育、管束基本处于缺失状态。法院审理后认为，张锐构成盗窃罪，但由于犯罪时尚未成年，加之到案后认罪态度良好，从轻判处其有期徒刑7个月。

通州法院刑二庭庭长卫丹说：“他是春末夏初来的北京，盛夏就进了看守所，现在刑满释放要离开的时候，正好天寒地冻。我们提前了解了一下，他的父亲因为身体和经济的原因不能来接他，北京又没有任何亲戚，难道就让他穿着单衣，身无分文地回归社会？”

在通州，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由刑二庭负责审理，法官为每名未成年犯都制订了相关档案，记着他们的刑满出狱日期。考虑到张锐的实际情况，加上刑满的时候正赶上春运一票难求，法官在他临近刑满时，已经提前帮他买好了大号的羽绒服，预订了返回辽宁丹东老家的火车票。

法官带着羽绒服等在看守所门前接他

由于宣判后所剩刑期不长，张锐在通州区看守所里服完了刑期。昨天上午11点，他离开了这个他来到北京后待的时间最长，也最熟悉的地方。走出大门，看到门前等候着他的几位法官，他颇感意外。

法院专门派了一辆车，将他送往北京站，到车站后才意识到，由于没有身份证，他还进不了车站，又赶紧去排队办理临时身份证明。

记者问他回家之后打算干点什么，对未来有什么想法，满脸稚气的张锐迟疑了一下，说：“我学籍还在呢，看看学校是不是还愿意收我，至少先拿个高中文凭吧，然后再出来打工。”他没有提到是不是会去现场看一场CBA他家乡球队辽宁队的比赛，看看他最喜欢的郭艾伦，虽然曾经的他，是那么热爱篮球。他对记者说，自己的父母早就离婚了，他和父亲生活。现在父亲住在当地的养老院里，没什么收入，平时只能靠亲戚们帮衬。

记者又问他怎么回看自己9个月的北京生活，这次他没犹豫：“犯罪了就是犯罪了。进去之前，什么也不懂，看见人家的东西能换来钱，就拿了。现在知道错了，以后不会了。”

此时卫丹法官拨通了张锐父亲的电话。卫法官介绍了张锐现在的情况，叮嘱他火车到站的时候一定要去接站，亲手把孩子接回去。记者发现，张锐父亲对孩子没用自己的号码拨过来电话很关注。张锐说，在他被抓后，手机也被扣押了，离开看守所时走得太急，把这事儿忘了。此后的通话中，张锐父亲屡屡提到这部手机。卫丹安抚道：“我们回去之后，马上跟派出所和看守所问一下这个事儿。”

办好了证件，即将分别。卫法官把张锐拉到身边，不停地嘱咐，“回去好好上学，或者学门手艺，有了一技之长再出来找工作。”百般叮嘱之后，张锐拎起法官给他买的一路上的吃喝，装好几本法院编辑的普法书籍，转身走向了进站口，短短的排队时间里，他连续三次回头，向法官挥手作别。

法官心愿

让更多迷途少年成为“运河启航”计划受益者

张锐无疑是通州法院 “运河启航”计划的受益者。2017年7月，通州法院“运河启航”计划正式运行，它包括“一个微信订阅号，两部档案，三封信，四个课堂，五个阵地”等，引导犯罪的未成年人弃恶向善，重新回归社会。

卫丹告诉记者，在法官的电脑里，都存着所办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信息，详细记录着被告人的情况。法官会在重要节点及未成年犯成年日、生日、刑期结束及时进行回访，从而有效建立个案帮教追踪制度。

记者注意到，“运河启航”项目中，“两部档案”的内容相当关键。据介绍，这两部档案，一部是民事案件未成年人关护档案，一部是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帮教档案。其中，民事案件未成年人关护档案通过记录民事未成年当事人年龄、家庭情况、案由、判决结果等信息，为法官开展后续跟踪回访提供便利，并将具体关护工作整理成册。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帮教档案通过记录未成年被告人罪名、年龄、刑期、缓刑考验期、服刑地点等信息，提示法官及时开展帮教工作，并将相应帮教措施整理成册。

卫丹说，根据法院的调研，“家庭功能弱化”是青少年犯罪的一个重要诱因，而且不完整家庭或重组家庭尤其容易产生畸形的教育。“未成年被告人的家庭背景有很多相似之处，父母一方或双方外出打工的，占比42.4%；自己离家打工的，占比52.5%；离异单亲背景的，占比23.2%。家长要么是欲教无能，根本就没能力管教孩子，要么是疏于管理，根本不想着管理。这种情况下导致未成年犯罪的，占比40.8%；当然，在全部案件中，还有12.8%是父母对孩子进行暴力管教的，有8.8%是父母过度溺爱的。”

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主任宗春山认为，在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上，“家庭没有监护能力”是个无法忽视的原因。“对已经走错了路的孩子，他们离开看守所、离开监狱，如果面对的还是冰冷的家庭生活，那么今后继续走错路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因此，未成年犯回归社会，送到哪里去，最后交给谁，才是真正需要解决的“最后一公里”。

宗春山说，“法官的这种做法，让这个未成年人不至于在走出看守所大门时，面对茫茫天地无所依靠。但是他离开了北京之后又怎么办？他的老家会不会有社会组织、有司法部门持续地帮扶关爱？”他呼吁，建立一个良好运行的协调机制，能够把政府和民间的力量统筹起来帮扶关爱迷途少年，而且这样的机制要在全国都能通行。本报记者 安然

（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