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这已经成了官方消息：全球的工薪阶层被甩在身后了。国际劳工组织最新发布的《全球工资报告》显示，除了中国之外，2017年全球实际（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工资增幅仅为1.1%，明显低于2016年的1.8%，创下2008年以来的新低。

在G20发达经济体中，2017年的实际工资平均增幅仅为0.4%，远低于2015年的1.7%。美国的实际工资增幅为0.7%（2015年为2.2%），而欧洲整体工资增长则在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拖累下陷入停滞。德国和美国的工资增速放缓尤其令人感到惊讶，因为前者的经常账户盈余扩大，后者的失业率下降、劳动力市场吃紧。

新兴市场2017年的平均工资增幅为4.3%，表现优于G20发达经济体，但仍低于2016年的4.9%。亚洲的实际工资增长最快，这主要归功于中国和一些较小的国家，比如柬埔寨、斯里兰卡和缅甸。但总体而言，亚洲经济体2017年的工资增速放缓。拉丁美洲和非洲一些国家的情况更加糟糕，其工资水平不增反降。

此外，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指出，2017年工资增长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距仍然很大。在许多国家，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占国家收入的比重依旧低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水平。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近年来全球工业产量出现复苏，为什么大多数国家的劳动条件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

这并不能完全归咎于贸易和科技因素。当然，拥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的经济体进一步融入全球市场，再加上对智能化和人工智能的依赖程度日益增加，这削弱了劳动者的议价能力，将劳动力需求转移至一些有限的行业。但这些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工资增长乏力的原因。

劳动者受到不公平待遇的真正原因与其说是经济上的，不如说是制度和政治上的。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一直广受认可的劳动权利越来越多地遭到立法和法院判决的践踏。比如，政府出台政策，只注重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使得雇主的利益高于劳动者的利益。同时，政府强化财政整顿和紧缩，阻碍了能够扩大公共就业和改善劳动条件的社会支出的增加。

简而言之，新自由主义左右了许多国家的经济政策，导致大多数工薪阶层无法从经济增长中获益。但这并非不可避免。毕竟中国在发展贸易、推动人工智能和机械化的同时也实现了工资水平的快速增长，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也在上升。

中国的成功或许可以证明已故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威廉·阿瑟·路易斯提出的一个经济模型的正确性——生产力更好的新行业的就业能够吸收剩余劳动力，并推高整体工资水平。不过，更确切的解释是，中国通过出台系统性的国家政策，改善了劳动条件，进而增强了这一模式的效力。

由此，2011年至2018年，中国的平均名义最低工资几乎翻了一番。同时，中国还扩大了针对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形式，实施旨在促进创新和生产力提升的工业政策，从而提升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既然中国能够在全球工资增速放缓的大趋势中逆势而行，其他国家也应该能够做到。各国的经济政策制定者应摆脱新自由主义范式，如果劳动者要再次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政府将需要开始施行更加进步的政策。

幸好，国际劳动组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以及美国和英国的一些政界人士，已经开始关注这一议题。但是，要确保经济服务于社会大众，将需要更大的推动力。

（本文作者为印度尼赫鲁大学经济学教贾亚提·戈什）

（Jayati Gho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