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中国 | 保护生物多样性，中国是认真的

在“爱知目标”（2011-2020）中，有6个目标部分得以实现，然而有5个目标（包括自然栖息地的丧失和碎片化、对生态系统有害的污染、人类活动对珊瑚礁造成的压力、濒危物种的灭绝以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下降等）仍未取得重大进展，或者正在偏离目标。

这是国际社会不容忽视的事实。今年晚些时候，《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将在云南昆明召开，期间，缔约方将讨论2020年后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并有望达成一致意见。

尽管缔约方将致力于制定宏伟的新框架，但在国家层面实施一系列以成果为导向的行动仍然至关重要。在这方面，中国过去十年的经验可以为各缔约方提供一些有意义的借鉴。

作为《公约》198个缔约方之一，中国的表现相对较好。20个目标中有16个正常推进、有望达成，而且其中有3个目标（即保护提供基本服务功能的生态系统，增强生态系统恢复能力，以及实施全国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超出预期。但是，中国仍有4个目标还有较大差距，包括可持续管理海洋生物资源，预防和控制外来入侵物种，减轻脆弱生态系统承受的压力（例如珊瑚礁因海洋酸化而退化），以及防止物种灭绝。在中国，大量珍稀濒危物种仍面临灭绝的危险，而这些物种涉及爬行动物、两栖动物、鱼类和鸟类。

那么，中国的经验可为《公约》2020年后的议程提供哪些借鉴呢？

第一，政府强大的主导性和领导力，确保了一种高效的自上而下机制，设定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领域，并制定具体政策以实现这些目标。有效的生态保护政策，使得保护区面积稳步增加，从2008年的148万平方公里增加到了2018年的173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陆地（包括内陆水域）面积的18%，而“爱知目标”是17%。这些保护区为许多物种提供了重要的自然栖息地，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重要的是，国家自然保护区普遍得到有效管理（占陆地面积的9.7%，而“爱知目标”要求2020年达到5%）。

第二，中国将生态管理纳入国家法律和政策制度以及重点发展规划，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平台。生态文明理念已被写入中国宪法，作为国家环境政策、法律和教育的思想框架。全国和省级社会经济发展五年规划也将生态保护作为一项关键内容。

第三，中国强调生物多样性保护对当地社区的效益。保护项目可为当地居民提供替代性生计，比如生态产品、生态旅游和电子商务等小型商业活动，以及生态巡护员之类的就业岗位。可靠的可持续收入能够激励当地居民积极参与保护活动。

第四，生物多样性及其相关生态系统可为人类带来巨大效益和大量服务功能，因此应予以适当重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具有巨大的价值，可以视为自然资本。但是，如何将这些自然资产转化为资本，最终产生收益，并将这些收益进一步投资于生态保护，需要就一整套科学的核算办法达成共识。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将为国际社会讨论这一问题提供一个平台。

展望未来，有必要制定简明的衡量措施，跟踪生态保护进程。这也是“爱知目标”的一个重大缺陷，因为在衡量目标指标时，缺乏一致性，难以在缔约方国家层面上进行比较。在衡量生物多样性方面的绩效时，需要利用多个指标（如自然栖息地的覆盖范围和濒危物种的数量），因此，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或退化无法仅用一个简单的指标来衡量。相比之下，气候变化可使用一个简单的全球温升单位实现最高水平的衡量；在报告温室气体排放时，使用100年全球变暖潜势 (GWP)，在二氧化碳当量排放量方面已经实现了标准化。

衡量方法越简单，就越容易评估各国国家自主贡献的总和是否足以实现生物多样性的国际目标。在《公约》背景下，这种框架也有帮助。

展望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各方应制定宏伟目标，既要易于衡量，又要有具体行动和充足资源作为支撑。只有到那时候，世界才能开始弥补过去10年因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延宕而造成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