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认为,中美关系并非没有任何回旋余地,但化解两国矛盾没有捷径可走。拜登政府的上台是中美从疑虑回归互信的契机,可以三管齐下,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一是建立长期的全面对话机制,协调双方政策;二是放弃中美“首阶段贸易协议”,从储蓄问题入手解决贸易失衡;三是将冲突的焦点从单纯的双边贸易转向更大的结构性问题。
尽管全球经济仍尚未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严重衰退中复苏,但中美关系仍是2021年全球经济前景的主要风险因素。
在世界各地,许多人认为,由于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普遍支持前总统特朗普对中国施压,所以新总统拜登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这种观点我不赞同。
当前正是一个重设中美关系的重要机会,我建议三管齐下,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
首先,中美之间早就应该建立起长期的对话机制。
应建立一个永久机构,负责处理中美关系各个领域的相关事务,包括贸易、技术、人员交流等。这个机构可以设在第三国,由高级官员和研究人员组成,负责数据分享、制定联合政策建议,并在此基础上指导双边谈判。一旦达成协议,该机构应负责监督协议的落地执行,在出现争端时确保裁决过程公开透明。
第二个建议是关于贸易争端本身。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关联的世界里,仅关注双边的贸易失衡,注定不可能有效减轻一国所面临的贸易压力。特朗普政府执着于解决美中双边问题,却忽视了美国贸易不平衡最重要的方面,那就是2019年美国对多达102个国家存在贸易逆差。虽然2020年的数据目前还没出炉,但双边逆差规模同2019年相当的可能性很大。
像美国这样国内储蓄严重短缺的国家,需要从国外进口过剩的储蓄,因此存在着大量的经常账户赤字和多边贸易逆差,以吸引外国资本。切断同中国的贸易,只会导致贸易从中国转向成本更高的其他国家,实际相当于对美国消费者多收了一重税。
因此我认为,拜登政府应放弃中美“首阶段贸易协议”,以及作为该协议基础的关税措施,应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这个协议是行不通的。相反,储蓄问题更值得两国关注。美国需要增加储蓄,中国则需要减少储蓄。如此一来,美国方面大量的多边贸易逆差和中国方面的贸易顺差将得到平衡。
就美国而言,目前要扩大国内储蓄很困难,因为美国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渡过经济困境,已经面临巨额预算赤字。但是美国要想缓解其巨大且不稳定的多边贸易失衡,增加储蓄是唯一有效的宏观经济策略。
解决美中关系问题的第三个关键支柱,是将冲突的焦点从单纯的双边贸易转向结构性问题。这些争议包括知识产权、技术转让、国企补贴、网络安全等,中美两国需要将这些问题纳入结构性议程框架来进行谈判。
一份双边投资协定是实现这一结构性议程的最佳工具。不久前,中国结束了同欧盟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而中美长期以来也一直致力于签署双边投资协定,作为相互开放市场的工具。此前奥巴马政府任期结束时,中美距离签署双边投资协定已经只有一步之遥,但遗憾的是随后的特朗普政府没有在这方面取得任何进展。现在,拜登政府应尽快重启双边投资协定谈判。
不论美国还是中国,都需要稳定而安全的经济增长新引擎。如果两国不制定一个能够使彼此更有效地进入对方市场的框架,无疑对双方而言都是个巨大损失。一份双边投资协定将有助于把中美矛盾和关税问题从双边转向更为多边的方式——最重要的是,它将聚焦于争议集中、亟需解决的结构性问题。
解决当前的中美矛盾没有捷径可走,但我们可以从小处着手,展现我们努力化解矛盾而不是升级矛盾的决心。美国领导层的换届是一个真正的良机,让中美关系的氛围从疑虑回归互信。
这需要中美双方都做出妥协。两国都需要认识到,它们需要做出让步,这并不是单方面的“投降”。然而这往往是领导层最难解开的“疙瘩”,尤其是在近4年来两国矛盾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但这并非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世界经济来说,这事关重大;对中美两国来说,也事关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