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斯先生手持年轻时的照片（拍摄于1942年）陷入沉思。中国日报记者 张玉安 摄
中国日报3月9日西雅图电（记者 张玉安 邓彧）据历史资料记载，“驼峰航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和盟军的一条主要空中通道。它西起印度阿萨姆邦，东至中国云南昆明，全长约500英里（约800公里）。“驼峰航线”向东横跨喜马拉雅山脉、高黎贡山、横断山等，地势海拔均在4,500-5,500米上下，最高海拔7,000米。从1942年4月开通至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驼峰航线”失踪或报废飞机近600架，死亡或失踪人数超过1600人。“驼峰航线”是世界战争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付出代价最大的一条空运航线，因为飞机失事率高，被称为“自杀式航线”，飞机也被戏称为“飞行棺材（Flying Coffin）”。
然而，现住美国西雅图市的理查德•丹尼尔•哈里斯（Richard Daniel Harris ），1945年2月至10月期间在“驼峰航线”成功执行了72次飞行任务，不得不说他是一位传奇的“驼峰航线”飞行员。
现年96岁高龄，哈里斯仍然完好保留了执行飞行任务的航空日志本、1944年以昆明为中心的航空图、飞行任务指令、珍贵的历史照片等非常有历史价值和意义的资料。
哈里斯先生保留完好的昆明航空飞行图。 中国日报记者 张玉安 摄
经过多位朋友帮忙，中国日报记者有幸于2018年2月24日（农历狗年大年初九）对哈里斯进行了专访。当天，西雅图气温尚可，有阳光、不太冷。下午两点前，记者到达西雅图西部（West Seattle）的一座老年公寓。由于提前到了，我们先在老年公寓的大堂等候。进入大堂，右边是来客登记处，左边是娱乐区和就餐区。几位老人刚用完午餐离开。接待处的一位女士问：“你们是来采访哈里斯先生的记者吧？”
“是的。”同事回答。看来采访哈里斯的事情在老年公寓也不是什么秘密了。
过了一会儿，哈里斯的儿子特雷西• 哈里斯（Tracy Harris）到大堂热情迎接我们，带我们到四楼的一个房间，门旁挂着一块小牌子，上面写着：理查德•哈里斯（Richard Harris）。房间是一个敞开式套间，里面是卧室和卫生间，外面是客厅。哈里斯的腿不太灵便了，颤颤巍巍地从沙发上站起来，跟我们一一打招呼，对我们的来访表示欢迎。客厅的窗台上摆放有飞越“驼峰航线”飞机的照片、哈里斯年轻时的照片等。右边墙上挂了几幅照片，其中一张是年轻的哈里斯和妻子的合影。
哈里斯先生1943年被派往印度之前，在美国加州和夫人波尼丝拍的合影。中国日报记者 张玉安 摄
哈里斯应该是挺重视这次采访的，特意准备了一件灰色的西装。但由于室内温度比较高，过了一会儿，老人还是把西装脱了下来，接受我们的采访。听不清楚的地方需要儿子特雷西帮忙提示，特雷西也偶尔插话。
以下是记者对哈里斯专访的访谈录：
记者：哈里斯先生，请介绍一下您怎么成为“驼峰航线”飞行员的。
哈里斯：1942年7月2日，那一天是我第一次单独飞行，我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飞行员。我当时在爱达荷州的列维斯顿（Lewiston），参加一个训练项目，项目完成后我成了一名教员。
记者：您为什么要当飞行员呢？
哈里斯：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国家）号召参军。当我们被一个国家侵略，当他们仍然在谈判桌上奢谈和平、却对我们在（夏威夷）火奴鲁鲁的军舰进行攻击和轰炸，这是不公平的。
记者：所以你自愿报名参军了？
哈里斯： 我没有想参军......我有一个哥们想参军。我有辆汽车，开车送他。我们都进去做了体检。（结果是）他体检没过关，我却过关了。
记者：参军前您已经结婚了是吗？
哈里斯：我是在被派到海外之前才结婚。那就是我妻子（他用手指着墙上挂的一幅和妻子波尼丝•哈里斯的合影照片）。我们结婚73年了（波尼丝于2016年7月逝世）。
记者：飞越驼峰航线充满了危险。最困难的是什么？
哈里斯： 我所在的基地离昆明大约有500英里（约800公里）的距离。三坐山脉组成了喜马拉雅群山（喜马拉雅山脉、高黎贡山、横断山）。我们从位于印度阿萨姆（Assam）谷的基地起飞，高度在海平面，然后爬升到海拔10,000英尺（约3,000米）的高度，之后朝着“驼峰”方向飞去，飞行大约50英里（约80公里）后，我们再次爬升......接近13,000英尺（约3,962米）的高度......我想这是......是我们能够飞越（驼峰）的最低海拔高度了。之后，我们保持这个高度，一直飞到昆明（降落），或者我们能够降落的云南的任何机场。我们降低飞行高度......我想昆明（的海拔高度）大约是6,000英尺（约1,830米）吧，（机场）被群山环抱。就像是一个茶杯，昆明就在（杯底）那里。
记者：飞行非常危险？
哈里斯: 确实如此。因为每天（“驼峰航线”）往返一次，我们就可能损失一架飞机。
哈里斯先生接受中国日报记者采访，讲述“驼峰航线”的飞行经历。中国日报记者 张玉安 摄
记者：然而你却成功地飞行了72次？
哈里斯：我往返飞越（“驼峰航线”）72次。（运输）约三千吨物资，像炸弹、汽油、弹药、食品、医疗用品，但主要是汽油和炸弹。
记者：你们属于空运司令部，是吧？
哈里斯：简称ATC，（全称是）空军空中运输司令部。那个地区的空军隶属于第十二飞行队。
记者：听说，为了能够多运输物质，你们会放掉一些油料是吗？
哈里斯：我们会把油箱装满，（这样）就不需要返程时在另一侧加油了。在印度起飞前尽量多装燃料非常重要。
记者：您飞的是C-47运输机吗？
哈里斯：是C-46，这是专门为飞越“驼峰航线”制造的运输机。刚开始是C-47运输机，但是C-47（虽然）飞的高，却载货量不够大。由于气压的原因，我们全程需要带上氧气面罩。用面罩罩住嘴和鼻子......夜晚起飞的时候，我们会在起飞时就戴好氧气面罩，一直到降落。白天飞行时，我们会等到爬升至10,000英尺（约3,000米）高度的时候才戴上面罩。
记者：当时的条件怎么样？
哈里斯：不令人愉快。日本的飞机确实很少攻击我们。条件太差了，以至于日本的飞机没有办法（对我们进行）攻击。如果没有日本飞机，就没有什么好担忧的了。如果说他们干了什么事情的话，那就是他们往我们在中国降落的机场跑道上扔炸弹。因此，我们就无法降落，我们就不得不扔掉飞机上的物资，因为（如果）不扔掉的话，我们就不能飞越那么高的海拔高度返回基地......返程时我们要飞16,000英尺（约4,760米）、18,000英尺（约5,486米）或者19,000英尺（约5,791米）的高度......那时候，这是很高的高度了。
记者：您有没有运送过中国的部队？
哈里斯： 我运送过中国军队......大约有一百人吧。那些军人就坐在机舱的地板上，他们没有氧气面罩。我们需要爬升到10,000英尺（约，3048米）的高度飞行。身后说话的声音就那么停下了。多数人昏睡，有几个人因为缺氧牺牲了。对他们来说，这样的飞行相当艰苦。
记者：您有没有遇到过日本人？
哈里斯：我看到过（日本）轰炸机飞过来。他们扔炸弹，但是从来没有攻击过我的飞机。他们很少攻击飞机。条件太差了，他们没有办法攻击。他们（日本飞机）呆在中国一侧，从来没有飞越过“驼峰”。
记者：昆明的机场情况怎么样？
哈里斯：机场（跑道）从来都不够长。如果你冲出跑道，麻烦可就大了。但是（昆明机场与阿萨姆基地的机场相比）海拔更高。像我说过的那样，从海平面高度（上升）到超过6,000英尺（约1,828米）的高度，起飞和降落都需要加倍长度的跑道。
特雷西：他们往回带啤酒。
哈里斯：我们在印度没有任何冰箱。印度的夏天很热......因为（长时间）暴露在外，我后来得了皮肤癌。但是我们在机舱里装运些啤酒，军官俱乐部一半的啤酒（都是我们运的）。
事实上，（1945年）8月14日他们扔原子弹的时候，我正在驼峰航线上飞行，往回飞。扔了原子弹之后，日本宣布投降了。日本人还没有签署投降书，但是庆祝已经迫不及待。我进入机舱，搬了一箱啤酒，准备庆祝。我们在海拔6,000英尺（约1,828米）的高度打开啤酒瓶盖，（哈里斯笑着说）结果啤酒喷了出来，喷的满机舱都是。有一个哥们儿嘴上叼了一只香烟，但是从来不用把烟掐灭，因为氧气很少，烟根本就点不着。
记者：您认为自己是一个乐观的人吗？
哈里斯：是的，我这样认为。那时我很年轻，不知道什么叫危险。但是我们有很多伤亡，大概有四分之一吧，他们永远没有能够回来。我们飞过阿萨姆谷。你要收听无线电，但是当天气状况恶劣时，你（却）收不到无线电信号。所以，你要依靠罗盘。你得祈祷。我有一串天主教玫瑰经念珠。我往返飞行的时候，总是带着（它）。
（哈里斯掏出一个蓝色封皮的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这是我的飞行日志，飞行的时候我总是带着，（上面详细记录了）和谁一起飞，飞到哪里，飞机编号是多少......因为我知道，一旦我完成飞行650个小时，我就可以回家了。我飞行了72次。
哈里斯先生保留的飞行指令记录。中国日报记者 张玉安 摄
战争结束后，一些飞行员和战友试图想飞遍全世界。我从印度的加尔各答飞到上海，那是挺了不起的一次飞行经历。那时候，加尔各答的代号是Dum-Dum。我们那时候被称为“阿沙姆龙”......
记者：当兵打仗天经地义，所以没有别的选择，是吧？
哈里斯：是的。往事不堪回首。我有非常好的飞行经验。一开始我是在培训部，向学员们讲授飞行课程，诸如怎么操控飞机等基础知识，以及带学员到飞机制造厂取飞机，比如到洛杉矶，然后飞到阿拉斯加的费尔班克斯。
但是我主要的时间是在昆明。日本人来轰炸机场后，中国军队就会运来一卡车一卡车的石头。当地的妇女坐在机场中间，把石头砸碎，用来修跑道。有一百、两百、三百名妇女吧，全都排成一排，就这样用石头填埋跑道上的弹坑，维修跑道。
记者：这种经历对您意味着什么？
哈里斯：现在，这种经历对我意义重大。那时候，我就是不希望再想这些事情，只想着（早点儿）回家。 当战争结束后，我驾驶的飞机降落在机场，往停机位滑行的时候，看到几十名中国劳工，他们被称为“苦力”，（对他们）非常同情。
记者：在这个过程中，情感上有什么纠结吗？
哈里斯：没有。我当时太年轻。直到几年前，我才开始回想这些事情。我年纪这么大了，我们没有什么不可割舍的啦。以前我们有一个协会（驼峰航线飞行员协会），但这么多的兄弟们都以一个一个的走了，没有必要了。
记者：(指着哈里斯年轻时候的照片）真帅！这张照片是哪一年拍的？
哈里斯：是1942年在俄勒冈拍的。我当时20岁。我在向学员演示特技飞行技巧。在加州教完基础课程后，我们有四五个辅助机场......我们将学员送过去，全是我们自己送过去的，没有其他空运。我们（其中）一个人开飞机过去，其他人和学员一起坐大巴。然后我们在那里呆上整整一个下午，给他们讲课，然后坐车返回。我们要给学员们树立榜样。我开飞机返回时会带上一个学员......我能看到高速公路上行驶的大巴......飞机几乎是贴着大巴车顶飞。
年轻时的哈里斯先生（1942年拍摄于美国俄勒冈州）。（照片由哈里斯儿子特雷西提供。）
记者：战争结束后访问过中国吗？
哈里斯：我去过台湾两次，上海去过一次，这三次都是在二战没有结束的时候。二战结束后，（我）去过香港三次。最后一次去香港是1995年。
记者：你是什么军衔？
哈里斯：他们称我们为“Service Pilot”。时间有两年半。我的军衔相当于空军少尉。
记者：能谈谈您现在的生活情况吗？听说您还能够骑自行车、开汽车？
哈里斯：是的。我不能走路，要靠助行器。我还能开汽车。但是我不确定是否还能开飞机（哈里斯幽默地笑着说）。孩子们给我买了一辆三轮车。小时候骑三轮，老了还要骑三轮。
记者：能多讲一点您家里的情况吗？
哈里斯：我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是个大家庭，结婚73年，婚姻幸福美满，可爱的妻子。我们在一起很幸福。（战后）我学习了法律，成了一名律师，给在西雅图的美国联邦法官当助手。在一些欺诈案件的调查中，我担任郡里的特别副检察官。我在西雅图市法院当过三年的法官，从事律师工作长达52年。感谢主，我拥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生活，美丽贤惠的妻子，优秀的子女。
记者：能否讲一些有趣的故事听听？
哈里斯：我的飞机上装了用来修建被称为缅甸管道的管子。他们在修建一条从加尔各答通向昆明的管道（用来输送油料），取代空运油料。这样的话，就必须飞过这些峡谷空运管子......在山上打洞（铺设管道）。我飞机机舱后部装满了这样的管子，运输这些管子......我从印度起飞的时候，一只轮胎（突然）爆了。那可把我个吓个半死，因为这些管子就在我后面。如果我来个急刹车，这些管子就会（从后面）飞过来，因为管子没有怎么捆绑牢固。
并且，在中国，跑道是用柏油铺设的，天气又那么热。一旦爆胎，轮子就会扎进跑道。因为（天热）柏油变软，轮子扎进去就会把飞机拉偏到一边。没有机会演练（怎么处理）这种情况，只能靠直觉做出最好的反应。
还有一件事情是有关雷达的。天气状况恶劣的时候雷达就不能正常工作了。恰恰是天气不好的时候你才更需要雷达。结果是遇到坏天气的时候，我们不知道飞到哪里了，几乎每次（天气状况恶恶劣的时候）都是如此，三、四个小时不知道身在何处，飞过了“驼峰”或者到了昆明上空，收听机场塔台发出的信号，帮你指明所在位置，然后降落。最低的要求都达不到。我也不知道飞到了哪儿。有时（飞机不得不）在大约1,600英尺（约487米）的高度盘旋。然后，我问机组人员是想跳伞还是愿意和我一起降落。他们都回答说“我们相信你，机长”。然后，我们开始下降，安全降落了。但是我（在机场）撞上了另一架飞机，（当时）我还没有感觉到我已经被吓成什么熊样了，浑身抖得像筛糠，几乎站不住了。二十郎当岁的时候，你可不希望人家看到你被吓成这个样子，浑身抖得像筛糠的熊样儿。
记者：您对子女讲过这些战争的经历吗？
哈里斯：（以前）没有。参加“驼峰航线飞行员协会”之前，我没有讲过这些事情。
记者：您什么时候加入协会的呢？
哈里斯：协会第一次会议是在1947年举行的，协会一直持续到11年之前。（那时）每个人（协会成员）要么坐上了轮椅，要么去见了上帝。所以，协会就解散了。那是唯一的一个“驼峰航线飞行员”组织。
特雷西：去年四月，我们参加了“荣誉飞行”活动，飞到首都华盛顿。
哈里斯：西北地区有23个人参加，都是二战老兵。我是唯一的一名飞行员。
特雷西：我们参加了纪念活动，有一次，一个10岁左右的男孩走到我父亲面前感谢他，说：“我们获得自由是因为您的无畏。＂这是美好的经历，这孩子说的让我难以忘怀。
哈里斯： 我从（印度）廓尔喀旅那里得到一把廓尔喀刀（哈里斯指着桌子上摆放的一把装在皮套里的刀），从缅甸得到的这把刀。廓尔喀旅是印度的精锐部队，他们能像猴子一样爬树，像鱼一样和游泳。他们用这种刀割日本鬼子的脑袋。
哈里斯先生收藏的廓尔喀刀。 中国日报记者 张玉安 摄
记者：您长寿的秘诀是什么？
哈里斯：（笑着说）每天一杯马丁尼酒，每个周末去教堂。
最后，哈里斯请记者转达他对中国人民的问候，祝中国人民新年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