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世界银行标准划分，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12236美元的国家属于高收入经济体，例如美国、西欧和日本；人均国民总收入在3956美元至12235美元之间的国家属于中高收入经济体，例如土耳其、俄罗斯、巴西和中国。
2010年初，中国进入中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力较大。首先，中国目前的增长速度前所未有。其次，经济结构调整进程稳步推进，从依赖投资和出口增长的模式逐渐转向消费和创新。第三，新的增长目标表明，政策制定者已经适应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第四，地方政府债务“去杠杆”进程稳步推进，此举将使中国经济保持较长且持续的增长。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强调，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在国际环境“新常态”背景下，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与中国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相矛盾，中国制定的中期政策必须应对这些挑战。
中国正在实施有别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结构性改革，而该政策在其他国家却难以推行。美国两党纷争不断，一些政策制定者宁愿政府“关门”，也不愿制定一个可信的中期削减债务计划。主权债务危机使欧元区陷入巨大的混乱，单靠周期性的复苏难以解决结构性危机。五年来，尽管日本向金融系统注入大量资金，却未能实现其通货膨胀目标。
在中国，经济改革是实现经济再平衡的核心。到2020年，经济改革将使剩余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正如中国依靠创新战略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发挥主导作用。
适当政策与错误方案的辨别能力对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十分重要，原因如下：
首先，历史上有过前车之鉴。发达经济体从低收入经济体转向高收入经济体需要耗费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然而，发达经济体中的一些国家却希望当今世界新兴经济体在几年内完成。因此，正当拉美国家尝试采取这种战略时，陷入了“失去的十年”的困境。
其次，从人口规模上看。发达经济体热衷于向新兴国家炫耀英国和美国工业化的成功，并声称工业化是新兴国家发展的蓝图。而英国在开展工业化时人口才三千万，美国当时人口也只有四千万（如今上海和广州人口的总和）。由于人口规模较大，这种自由放任政策在新兴经济体成效甚微。
从区域层面上看，中国沿海富裕大城市中的一些地区已经进入高收入阶段，而国民经济仍处于转型期。因此，我们不应该把中国与已经实现工业化的英国和美国相提并论，而是要考虑一个问题：从英国第一个工业中心到罗马尼亚农村地区，欧洲需要多久才能实现工业化？比如，罗马尼亚25％以上的人口仍然依靠农业发展。
如果欧洲周边地区（人口只有中国大陆地区的一半）经历两个半世纪的时间也没有实现工业化，为什么中国要在三十年内实现呢？
第三，从资金方面上看。发达经济体几乎在工业化之前就已经十分富裕，这并非得益于民主和自由市场政策，而主要是依靠早期的产业保护、贸易保护主义、残酷的殖民主义政策下富裕起来的帝国政权。在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和美国的人均收入达到了俄罗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巴西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左右、中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和印度十年前首次达到的水平。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秘诀是避免利己主义的发展理论。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不断提高新兴经济体的人民生活水平才是真正的任务。
关于作者：丹•施泰因博克（Dan Steinbock），Difference Group创始人，美国印中美研究所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访问学者。
（编译：聂秋雯；编辑：齐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