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思维是个神秘领地。我们永远都无法彻底理解别人到底在想些什么。我们也无从知晓或感受到别人的所思所感。而要向别人分享我们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也离不开首先将这些想法和感受转化为词汇或者行为，而这一转化过程本身就会让这些想法和感受的强度损失了很多。我们能做的最多不过是以己度人，假设别人的思维和我们自己的都有着同样错综复杂的内部运行机制。
有时候思想是通过词汇表达出来的，但更多时候是通过想法或者图片表达出来，比如情绪、声音和联想，以及在某地的感受，与某些人的回忆等。我觉得思想似乎要比人类更具野性色彩。对于动物的思想是否使用词汇我持怀疑态度。猴子用叫声，用爪子作出各种手势，鸟类和鲸鱼用歌声，萤火虫用荧光，而臭鼬则通过释放气味来交流。
与语言相比，思想的运作更为深层次。当有人问我是否爱我的妻子时，我可以脱口而出：“当然！”但若有人问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问题不太公平——我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来充分解释爱她的理由。我只能蹩脚地用一些听起来不那么有说服力的理由作为答案，比如“她让我感觉快乐，”“她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些都是事实，但我对她的感觉要比这些表述更加复杂。
我会和她一起度过余生，但我永远也无法完全洞悉她的思想。而语言的局限性对我们来说体现的更加突出——我出生在荷兰东部的一个小镇，而我的妻子则在中国南通的一个家庭中长大。1978年中国的改革政策不仅仅让中国向世界敞开了怀抱，也让我妻子接触到国外的娱乐文化。90年代末，她买了她的第一张“西方”CD——玛丽亚•凯莉的《Butterfly》专辑，并观看了《成长的烦恼》美剧以及《黑客帝国》等电影。她学习英语，渴望探索世界，并最终决定前往欧洲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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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ap Grolleman为他的新娘戴上结婚戒指。 [图片由Jaap Grolleman提供] |
1978年的政策也将中国的观念带到了我这个外国人的思想里。我读了很多有关中国历史和现代的书籍，并自此欲罢不能。因此，当我和我妻子在荷兰偶然相遇时，我们的思想就被彼此所吸引。现在我们已经结婚三个月，一起居住在上海。
我之所以花了这么长的篇幅谈论我自己的、我妻子的和大众的思想，是因为思想帮助我充分理解了中国的巨大量级。我不想告诉你中国有什么好，或者它在过去40年中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我只希望你能自己体验一下。而且我认为理解他人的最佳方式是通过感同身受，想要了解一个人是如此，想要了解中国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亦是如此。
当然，已经有太多的关于中国改革政策的统计数据，看起来都那么让人不可思议——数亿人摆脱了贫困；预期寿命和受教育程度上升；收入增长了五倍；中国从1978年占世界经济的1.8%增长到2017年的18.2%等等其它我们耳熟能详的统计数据，不胜枚举。但如果你和我持有相同的观点，你就发现从这些文字和数字中找到真正的意义很难。语言学本身似乎就存在着一种情感上的局限。
那么，该怎样来判断这些数据的价值呢？
对我来说，方法便是想想改革政策给13.79亿的中国人，以及60.63亿的世界其他人口的思想上带来的转变。改革政策改善了生活，促进了产品、工具、服务、观念和人口的生产和传播。从北京到乌鲁木齐乃至数以千计的其它城市和村庄，它让不计其数的的生活和思想发生了转变。
走在上海的街道上，我不禁想知道久居宅院的老奶奶，或者在外滩自拍的年轻情侣，或者博物馆的保安都在想些什么，他们的思想如何运作。这些数百万人的思想都和我的一样复杂精妙，都是由种种感受、情绪、记忆和其他信息构成的，那里有怀疑有恐惧，有欢乐也有希望。
想到这里，你就已经在接近所谓的“动人心弦”了。但正是这种理解能够帮助我们来评判1978年改革政策的历史与当代价值，因为这种价值无法用图片或文字或统计数据来准确描述。我们的思想不仅可以处理统计数据、列表、报告这些信息，这些资料已经够多了。但当你找到这些资料，并从中品读中国取得的进步时，我希望你也能用心去想一想。用心品味，我们才能充分领会。
Jaap Grolleman是荷兰的营销专家，现在是瑞中合资公司Seventy Agency驻上海的策略分析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