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当前世界多地危机不断，但全球经济增长率稳定在4%左右，并且发展中国家和富裕国家的经济表现不相伯仲。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应当是一种令人心安的发展趋势。可是，我们这个时代却还存在一个显著特征，即经济活力与文化身份之间的脱节。
过去数十年间，经济全球化发展迅猛，国家之间、国家内部的经济差距日益扩大，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随之兴起。在不少人看来，这股民族主义浪潮是强加于人的文化同质化。
因此，是时候来重新考虑文化身份的重要性了，以及文化身份如何影响政治经济、地缘政治和安全。
一些全球化支持者错误地认为文化身份并不存在。事实并非如此。虽然文化身份处于复杂的发展演变当中，但它是真实存在的，并且是人类社会的基本构成。同时，对文化身份进行反思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这是一种对差异的认可和接受，而正是差异决定了我们集体性建设的不同特性。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差异不一定会引发冲突，恰恰相反，差异应被视作和谐相处的前提。
所谓明智的政治，是指行动起来、注意和谐与同质化之间的所有细微差别，并且避免造成“历史的终结”或“扁平的世界”，避免触发“文明的冲突”。
某些全球主义者对中国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感到不安，因为他们选择性地忽视历史、文化和身份的维度。与之类似，也有一些人宣称美国社会的价值观过于多元。中国历史与美国历史不同，做中国人也同做美国人或欧洲人不一样。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出现起伏，通常是因为没有认识到我们文化与根源的多样性。
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避免所谓的互惠优越陷阱：与众不同并不意味着高人一等。我们应当以开展开放的文化对话为原则，寻找达成妥协的方式和途径。这对于西方民主国家和中国都至关重要，中国已经深度融入全球体系。
而重新评估文化的重要性也不意味着忽视经济的重要性。我们必须要正视竞争甚至利益冲突的存在，但也不能忘记任何贸易争端在结构上都与文化环境相关。
我们必须以协调我们彼此间不同的身份为共同目标，竞争不可避免，但不必要的冲突可以避免。这是维持持久和平的最佳保障。
我们拥有发展经济的智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现在我们需要的是，注意到彼此之间的差异，深化关于历史根源的正当利益。
差异必须被视作一种资产，而不是一个累赘。
（本文作者为意大利前总理、欧洲委员会前任主席罗马诺·普罗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