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了我吧！”我的妻子喊道。
她没有开玩笑。
她的表情告诉我。
她真的不想活了。
我从未见过一个人会遭受如此巨大的痛苦。
她的身体痛不欲生。
我的心里则倍受煎熬。
我们的儿子就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了。
她却想着要离开。
她想尽快结束这种难以忍受的痛苦，无论用何种手段。
我的妻子从床上蹦下来，上蹿下跳，捶打着四肢，疯狂地吼叫，我从未见过她那痛苦至扭曲的表情。
我也绝不想看到。
近期一则关于陕西榆林孕妇因无法忍受痛苦而自杀的新闻将我和妻子又带回了当初她分娩的时刻。
这一新闻切中时弊。
26岁的孕妇原本坚持顺产，但由于无法忍受生产过程的痛苦，因而开始请求剖腹产。
孕妇自杀究竟是谁的责任仍有质疑。女方家属和医院对谁拒绝了孕妇的请求各执一词。
（媒体对于是局部还是脊髓麻醉的报道模棱两可，如果不是，又是为什么呢。）
但关键是，无痛分娩在中国还确实尚未成熟。
无痛分娩在全国所占比率为5%，在北京比率为30%。
而这一数据在美国为85%。
广州市妇幼保健院麻醉科主任宋兴荣指出，有80%的孕妇来到医院时根本对无痛分娩没有概念。
大约在萨根（Sagan）预产期前一周，我们才知道甚至无法选择无痛分娩。
我和我的爱人在一家公立医院门口，相拥哭泣。
起初，我们打算在之前女儿出生的那家私立医院生下我们的儿子，但后来我们转向了一家公立医院，原因如下。
一个原因是我们被告知可能会没有麻醉师进行麻醉。
我们知道分娩是多么痛苦，因为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
在怀孕前就计划了硬膜外麻醉。
但在预产期前两周，那家私立医院以一张证明我妻子可以进行无痛分娩的健康证明将我们打发了。
那时，我们根本不可能立刻找到别的医院。
所以，公立医院成为我们唯一的选择。
之后，恐惧和绝望就萦绕在我和妻子周围。
有些人可以忍受没有硬膜外麻醉的分娩。
但我妻子知道那样做的危险。
幸运的是，之后我们找到另一家私立医院愿意接收我们。虽然价钱昂贵，但十分值得。
我们哭了，这一次是喜悦的眼泪。
一周后，我们又一次哭了。
这次，是因为我妻子的痛苦。
只听我的妻子叫喊道，“如果给我把枪……”
幸运的是，麻醉师很快赶来了。
最后我的妻子得以顺利生产。
萨根在2015年8月16日出生于北京。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流泪，感动的眼泪。
关于作者：
埃里我·尼尔森（Erik Nilsson）：中国日报作者。
注：本文原文为英文，未经作者审校。
（编译：司斌 编辑：齐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