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靳东在比利时《恋爱先生》的片场接受《中国日报》记者的采访。（中国日报记者 付敬 摄）
中国日报8月3日电（记者 付敬） 当红演员靳东和江疏影正在比利时港口城市安特卫普拍摄《恋爱先生》。在紧张的拍摄间歇，靳东利用周三吃午饭的时间，在片场的一个啤酒吧里，接受《中国日报》欧洲分社记者付敬的专访。他坦言，很少接受媒体采访；而当深处异国他乡，他觉得自己作为演员的使命与记者的角色也有相通之处，那就是都是更好地完成世界需要的中国命题。不惑之年应有的责任和担当，是对话的主题。以下是采访实录：
记者：非常感谢您接受专访。这几天，比利时主流媒体和华人都非常关注您赴比利时拍摄《恋爱先生》，也从侧面反映了您受欢迎的程度，欢迎您来比利时拍片。您这两天来比利时个人感受有哪些？
靳东：这次来整个都在工作，没有太多时间转，只有从一个现场到另一个现场的路上稍稍放松下。欧洲的城市的建筑都差不太多，也不是很大，不像是国人熟知的特别庞大的城市。我在安特卫普的时候会恍惚，这好像是我以前去过的城市。这里比较安静，人也比较少，我会从酒店往河边走走，去教堂看看，觉得挺好的。
记者：您这段时间来欧洲好几次了？
靳东：我是三个月中第四次来欧洲。两次法国，一次米兰。因为我在过去很多年，不工作的时候会去世界各地走。90年代末期就去过日本，美国，欧洲。但比利时是我第一次来。以前，我们会在欧洲自己开车，自己走走，比如法国、卢森堡、瑞士，都是欧洲靠得很近的国家。
演员靳东在比利时《恋爱先生》的片场接受《中国日报》记者的采访。（中国日报记者 付敬 摄）
记者： 您旅行是用来休闲还是寻找一些灵感？
靳东：在年龄小的时候，更多是有的放矢地去旅行，看看博物馆，看看生活方式。随着旅行次数增多，我更多变成了信马由缰式的旅行方式，尤其是当时还没有那么多人出国的情况下。我更多的是看看到世界上不同的族群，他们究竟用什么方式在生活。这是对我而言最大的收获。包括在国内，偶尔去一些大学进行交流，我也会时常给他们一些命题：“为什么同样是人，他们在这样生活，我们在那样生活？” 先且不论生活的好与否，如果我们国家需要跟老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首先要学会思考：我们跟其他国家的差别是怎么造成的？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别？现在呢，我觉得我们国家的发展是历史的最好的时期，大家都非常用功，努力拼搏。但这一过程中好像我们也忽略掉了一些东西。实际上，比较和思考的重点不在于好与不好，不仅仅是物质水平上的差异。旅行带给我的是，有机会了解不同文化里的人们的真正生活方式。
记者：除了旅行的收获之外，中国与欧洲是我们常说的两大文明，也是两大市场。那么除了快慢之分，两大文明还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您提到在快的发展中我们丢了一些东西，那么您觉得丢掉的最可惜的东西是什么？
靳东：我觉得丢的最可惜的是诚信，或者是互信。我们中国人讲欲速则不达。很多东西很难兼顾，这是必然。比如大力发展工业必然会牺牲环境。英国和欧洲大陆很多国家在早期发展阶段也不例外。我1999年去日本，在日本有生活、工作、旅游的经历。日本这个国家恰恰是最好地把传统与高科技完美结合的国家。我在当时有一个直观感受，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们国家有“拿来主义”的传统，我们应该去吸取优秀文明和文化的精髓。现在经济发展很快，但人们之间的互信变得很难，人们变得不是那么轻易地相信对方。所以我在过去的三五年中，虽然是一个演员，我更愿意把自己的职业贡献于人文主义关怀上：因为一切的一切都来自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国土、我们的生存环境。所以这些年我拍戏的主题都是力所能及地关注当下客观存在的问题，不管是家庭、婚姻、还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这些情感往往是一些不那么单一的情感。不管外界说这些情感是不是太多了、太过了，我觉得从文化的层面、从影视的角度讲并不多。只是现在越来越多人不愿意思考。中国人讲究吃住行。东西方文化差异最大的一点是，是因为中国人最注重人情，而西方人重建立规则与制度。而现在中国大城市里，恰恰是把以前的人情丢了，规则意识又还没建立起来。
记者： 我很欣赏您能从拍片的过程中关照社会的一些矛盾和问题。除了信任危机问题之外，环境问题有没有考虑？或者其他的哪些问题在您的视野之中？
靳东：我也只是在有限的时空里把努力做到最大化。因为一个戏的存在的前提是这件事情能否成立。比如说，《我的前半生》，这部剧如果在日本和法国，这部戏的基础就不存在，因为他们安于在家里做全职太太，在这些国家，整个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已经相对成型。我们大力反腐，得到全民支持。贪腐、家庭问题和整个社会结构的变迁都是我的关注点。
记者： 您说到您在大学演讲，能详细说一说吗？
靳东：很少很少。我现在接受到了20多所大学的邀请，但大部分都推掉了。这也是今天所面临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我们需要跟大学生讲什么？这本身就是一个课题。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喜欢别人跟他说教的。当20多所重点学校发送邀请到我的邮箱时，我在想：我去讲什么。我不知道去跟他们讲什么？因此我经常说，不要以旅游者的角度，像一个观光客一样走马观花去看，而是应该更多深入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中。比如我们到比利时，应该了解比利时人的生活方式。首先不去谈好坏，而是同为人，为什么大家的生活方式与环境会差那么多。这是需要像我的年龄段，不管愿意与否，承上启下的一份责任。因为40岁这个年龄，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处在社会结构中间的位置，看你愿意为你生活环境承担多少，去负担多少。
记者： 您是不是谈到一种对社会的责任感？担当感？
靳东：当然。其实说社会，我更愿意用群体。就像是我经常跟我朋友讲的，我们生活在北京，我们就有责任和义务建设好她。而往往在大浪潮中，太多人忽略了自己的奋斗和努力。作为一个创造者而言，我始终将自己定位为演员，而不是艺人和明星。我们中华传统最重要的是家国情怀，社会担当，我们的文人墨客不计其数，而且在历史上留下了无数的印迹。
记者：我很欣赏你这种自觉的担当意识。
靳东：作为不惑之年的人，必须要有义务做到让人与人之间互信。我所从事的职业与您所从事的职业，其实区别不大。我们都是在一个载体上，去传递声音。今天，如果以小见大，这个行业是最有包容性的。不是说积极或沮丧。但重要的是，在这个平台上，究竟要讲什么，要传达什么，这是值得思考的。当下中国年轻人恰恰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我特别爱关注的恰恰是教育。我90年代末在日本，不管小学中学大学，当我看到他们玩的游戏更多是左腿绑右腿，从两个孩子衍生到三十多个，我看到是团结、互补、协作。而我们的教育需要的是什么？归根结底，是因人而异。如果有一个人，对国家的认知、世界的认知能达到一定程度，当你去授课、跟周围的朋友去聊天，会有质的区别。这也是我多次来欧洲，这么多年，如果仅仅作为一个个体在欧洲很舒服，按照极为缓慢的方式进行生活。但是我们是一个近十四亿人口的泱泱大国，我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但是我是一个超级爱国的人。从最小的层面，我希望我生活的群体和周遭是健康有序的，而不是大家削尖脑袋去拼搏。而我一直以来也觉得见识跟学识而言，见识更重要。就像是让我选择智商与情商，我宁愿把我的家庭过得更有趣一些。
记者：您很有见地。那您这次拍摄的电视剧的角色是怎样的？
靳东：这个剧的故事蛮有意思的。就像是我刚刚说的，不管是《我的前半生》《外科风云》，都是关注当下社会。而《恋爱先生》是讲一个青年的事情。白天他是个金牌牙医，工作之余就是个恋爱工人。这个在中国最近两三年特别多，一些白领白天上班，晚上当滴滴司机。首先，他的职业与当下的关联性很密切。其次，里面讲了很多好玩的故事，也有传递情感的作用。
在国内已经拍了100多天，整个电视剧一共拍摄四个月。一共有41-42集。这是我今年的第一个片子。去年我拍了三部：《鬼吹灯》、《我的前半生》、《外科风云》。
记者：这些电视剧在海外也都能看得到。
靳东：是的。我的家人和朋友, 其中一个弟弟在澳洲，还有一个弟弟在美国，他们都很自豪地拍周围在看我的剧的人。他们觉得特别自豪。在国外看到很多白人看我们中国的剧，通过不同的平台传递不同的声音。一位前辈告诉我，今天的世界需要中国命题。我跟中国媒体在为数不多的讨论中，我说过最多的话是，作为一个艺术创造者，要关注内心的深渊与深处，我始终在传递美好。有人说贺涵过于美好，那是因为我始终心存美好。但是，采访完后，对方媒体并没有谈到我的创作心境。更多国内媒体都是标题党。后来我推脱了很多采访。我的作品代表了我所有想表达的思想。而这个，不仅是在剧内还是剧外，我们需要明白，我们要借助作品去表达什么。现在，全球很多国家都在关注中国，很多国内的行业也在关注影视，因为影视可以带来更大的关注和利益。
记者： 您刚刚提到的就是您的使命。
靳东: 确实，我的使命，传递美好。
记者： 我看您与欧洲很有渊源，目前我国对外有一个最大的梦想，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之下，欧亚大陆要建立统一大市场。为此，您认为人文交流有什么重要性，未来有什么个人打算推进人文交流？
靳东：人文交流是最重要的。实际上不管是我作为法网的代言人也好，还是一带一路，这就像是世界大同，是不可避免。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挡世界大同。把中国好的东西引入欧亚大陆，双边贯通，是一个互利互惠的事情。像是网球，之前中国不了解，李娜得了一次法网冠军，让人知道了网球，这就是一种引导。不管在哪一平台上发出声音，正确的引导才是最重要的。引导首先需要交流，交流之中最重要的是人文。当交流更多后才会有了合作。从我个人而言，我当然希望一带一路倡议响应的范围越来越大，尤其是人文的交流，人心相通方面，而不是不仅仅局限于之前涉及的。大的小的项目都功德无量。
记者：听说您对您的艺术启蒙教育话剧仍然倾情投入？
靳东：因为我在中央戏剧学院学习舞台剧，所以我以前更多的时间是在舞台上。而这一点说起来，欧洲的话剧与中国不是一个当量，整个欧洲的戏剧大家不胜枚举。欧洲的戏剧影响了整个中国。而话剧进入中国晚，更多是传统戏曲，真正话剧是很晚才开始。我自己在国内做了一个话剧团，是一个非盈利组织。我现在没有太多时间演出，就把钱投给我最初启蒙的话剧舞台上。过去十多年时间，每年我都会力所能及地拿出一部分积蓄投在这个上面。现在我也与中央戏剧学院保持超级良好的关系，老师都是一些老艺术家，我也更多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跟他们交流上。如果有时间，我依然会回到舞台上。因为话剧的受众太少了。演员在舞台上更像是人的生命，大幕拉开机会只有一次。当然，这意味着在舞台上更加艰难。我也希望通过话剧舞台来反映当下或脑海中想呈现的东西。我们可以给为数不多但相对层面更高的人传递一些东西。我一直在追求着戏剧和艺术的重要的点，那就是真实。电影中我们讲真，现实生活中我们讲实。
记者：您谈到最近还代言法网，能详细介绍一下？
靳东:我总是把生活中的游戏与项目变成了自己的职业。我首先是一个特别喜欢运动的人，上大学之前，斯诺克、足球、篮球、羽毛球，我几乎都打到准职业的程度。我是一个自己跟自己较劲的人，哪怕是玩也要玩到最好。后来，随着年纪的增长，开始打网球，到现在为止，也打了6-7年网球。随着职业的显性呈现，首先是中网，每年我们都会去中网看球，后来接收到中网、cctv5的邀请去给他们挑边。他们也希望借助我们做一个推广。对于我们而言，我更多的喜好放在自己的兴趣点上。我们在中国有一个网球明星队，一堆人在一起单纯地打球。网球带给我的与我们刚刚讲的规则有很大的关系。例如网球的规则与我们的社会规则很相似, 起码是公平、公正的。包括美网澳网的球星来都会去中国看球。他们看到我在，知道我在中国的知名度很高。因此，这也是法网120多年第一次邀请形象大使，我也觉得很自豪。这从今年开始，明年还会去，但没有具体签订几年。
记者：您还有一些其他的爱好吗？
靳东：我生活中两大爱好是打网球、骑哈雷。现在，信马由缰的旅游方式是我最喜欢的。生命最大的魅力在于未知，而建立在自己已经成熟完善的内核上，可以做一些更多的事情了。
记者：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祝您在比利时拍片顺利。
靳东：也祝你们一切都好！
（《中国日报》欧洲分社实习记者向晨对此采访亦有贡献）
（编辑：潘一侨 王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