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6月12日电（记者 潘忠明）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下，来自中国的科学家们响应非洲兄弟的热情召唤，沿着600多年前郑和船队的航线来到东非国家肯尼亚，在这里扎根，在这里开拓，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取得了一系列杰出的成就。中国科学院中-非联合研究中心主任、植物学家王青锋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说起肯尼亚，首先让人想到的多半是著名的动物大迁徙。然而，东非地区同样拥有种类和多样性极其丰富的植物资源，长期以来并不为人所知。生于湖北荆门的王青锋，身材高大，长得有点像北方人，不过做起事来却更具有湖北人果敢、干练的风格。作为植物学研究者，他是如何与非洲结缘，又是如何承担起中国科学院“走进非洲”的重任，成为国家间大型合作项目《肯尼亚植物志》主编的呢？通过下面的问答，就能够找到答案。
Q: 第一次到非洲是在什么时候？那时候对非洲的印象是怎样的？
A: 我第一次去非洲是在1996年，那时候我还是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一名年轻讲师。同年，我被派到乍得的恩贾梅纳大学做为期一年的援外专家，并帮助建立了保护生物学实验室。在业余时间，我和乍得研究人员经常到乍得周边国家进行科学考察，当地与中国截然不同的生物类群激起了我浓厚的研究兴趣。那时我经常骑着一辆小摩托车到野外，当地的黑人小孩四五个一群跟在我后面跑，等我停下来后帮我拎包、扛标本夹，问我到哪里去，需要什么标本，然后帮我采。当地人民淳朴的热情好客让我十分感动。这成为直至今日我对非洲人最深刻的印象。
Q: 在非洲工作时发生过什么有趣的事情吗？遇到过最艰苦、最危险的一件事？
A: 自2009年以来，我已经到肯尼亚进行野外考察、标本采集20多次。在肯尼亚采集标本是非常危险的，如果研究人员意外侵犯了野生动物的领土，会遭到它们的攻击。所以，我们常常邀请当地人当向导。
我们经常开车到非洲草原和山谷，一待就是两个星期。为了确保安全，肯尼亚政府会派出武装警察来保护我们。
然而，研究人员还必须应对其他突发状况。有一次我和一群研究人员前往肯尼亚阿伯戴尔地区的中部高地考察工作，由于山体滑坡，SUV突然翻滚过来，当时我脑子一片空白，直到同事将我从车子里面拉出来。幸运的是，没有人受重伤。两天后，一名救援人员才赶到现场。这次命悬一线的经历让我印象很深刻，也让我切身感受到科学探索的不容易。
Q: 野外考察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A: 非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是我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科学研究不应被视为一个有限的区域。在宏观生物学和进化生物学研究中，重要的是通过跨国研究拓宽科学家的视野。与中国植物区系非常不同的非洲植物区系的生物多样性，为我们提供了独特的学习机会。虽然非洲国家需要优先考虑生物多样性保护，但他们大多缺乏先进的技术、专家团队和资源重组的能力，这使得他们难以进行自主研究。 这就是中非两国合作的起点。
Q： 如今对非洲的看法与第一次的印象有什么不同？
A： 二十年前，在我去乍得之前，我觉得非洲很可怕，我以为那里充满了原始的部落。 但是当我到达那里时，才发现根本不是这样。环境安全，乍得人民很友好。 乍得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但乍得人民大力重视教育。当地人对教师和考察人员非常尊重，政府在教育上投入了大量资金，其中包括大量教育设施。
多年以来，我曾到过几个非洲国家，包括乍得、肯尼亚、喀麦隆、南非和尼日利亚等地进行实地调查。我观察到，非洲国家同样重视教育和研究。近年来，这些国家经济水平不断提升，研究人员数量不断增加，素质也有所提高。
Q: 建立中-非联合研究中心的契机和筹备过程？
A：如果没有那次去乍得的经历，可能我至今也不会去非洲，因为不了解那里的情况，但是一旦了解，就会有感情，并愿意去做与之相关的事情。从乍得回来后不久，我听说一位学习生物学的肯尼亚学生想到中国读博士，但是由于不会说中文，很多学校都不愿意接收。这位叫Robert的留学生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但是通过自己的勤奋和努力拿到了留学的邀请。在了解他的情况之后，我和另一位教授商量，决定接收这名叫Robert W. Gituru的学生到武汉大学读书。如果不是因为对非洲的了解和好感，我也不会下决心促成这件事。
随着教学和研究的深入，一个中非生物多样性合作、共同开展非洲植物物种研究的想法在我的头脑中变得越来越清晰。在我看来，在宏观生物学研究领域，老一辈中国科学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不能走出国门做研究，但是现在出于科学发展的需要，有必要而且也有条件走出国门，获得更大的研究视野，而与中国相比，有着更显著植物多样性的非洲就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另一方面，非洲国家虽有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研究需求，但大多面临技术落后、人才缺乏的问题，研究力量比较薄弱、一时难以独立开展研究。因此，合作对于双方都有必要性。
2001年，我来到肯尼亚考察，希望推动这方面的合作，并和肯尼亚埃格顿大学（Egerton University）签订了合作研究协议。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尤其是经费缺乏保障，虽然双方进行了一些联合考察，但是合作最终没有继续下去。
2002年，经过三年的学习后，Robert W. Gituru从武汉大学博士毕业，回国到埃格顿大学工作，后成为肯尼亚乔莫·肯雅塔农业科技大学（Jomo Kenyatta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Technology，JKUAT）植物学系（Department of Botany）的一名教师。Robert非常了解和支持我在推进中非之间生物多样性合作研究的想法，同时也很信赖中国在植物研究方面的科研水平。他十分愿意推动在中非之间开展相关合作，回国后和我一直保持密切联系，双方共同努力加速了合作进程。
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我虽然忙于工作以及出国进修，但是与非洲的联系一直没有间断，这时国内去非洲考察的人也渐渐增多，我和他们不断交流，与非洲国家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合作越来越成为大家的共识。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2009年，我从武汉大学调到了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Wuhan Botanical Garden，WHBG)工作。中科院系统先进的实验和技术支撑体系、专业结构更为完善的研究团队为一心促成中非合作的我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事业平台。当年8月，通过Robert的联络，武汉植物园和乔莫·肯雅塔农业科技大学的合作关系基本确定下来。12月，我和中科院的同行再次到肯尼亚进行访问交流，并与乔莫·肯雅塔农业科技大学签订了合作研究的备忘录（MOU--JKUAT & WHBG 2009），2010年双方正式签订合作研究协议，并设立相关研究机构，Robert担任项目框架下设于该校的中非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主任。
这项涉及中东非多个国家的“东非植物生物多样性合作研究”项目得到了中科院以及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自2011年开始，双方已经在肯尼亚和其他非洲国家开展了四次联合考察。作为考察成果，双方计划联合出版一本关于肯尼亚常见及观赏植物的专著，将以中英文同时出版，这本工具书将填补双方在此领域的学术空白。同时，项目框架内为非洲国家培养研究人才、共建植物园等方面的内容也在进行中。所有这些工作，成为中国科学院后来建设中-非联合研究中心的基础和有力的保障。
从去非洲援助到推动中非合作，我与非洲的交流之路越走越宽，越来越多的人从中受益，我自己与非洲的联系也越来越无法割舍。即使项目结束，我仍然会继续从事和非洲有关的合作研究，因为科学研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既然已经开始，就应该持续下去，才能真正有成果。我希望在未来中国和非洲都能培养出更多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年轻人才，也希望未来这方面的合作能够成为促进中非关系良好发展的新内容，从而将合作上升到更高的层次，把这项立足长远、事关人类生存环境的科研合作不断接力下去。
Q: 目前中-非联合研究中心的团队现状和取得的进展？
A: 随着中非关系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期待从与中国的合作中获得强劲的自我发展能力，而促进当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正如卢旺达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Rwanda）的教师Fabien Rizinjirabake所说，希望在“植物资源保护的能力建设”上与中国进行合作。
来自非洲不同国家的大学教师2011年4月份来华参加了中科院武汉植物园组织的“东非生物多样性与保护生物学高级培训班（East African Bio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 Biology Training Course）。这个为期两周的培训共汇集了来自中、东部非洲肯尼亚、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赞比亚、卢旺达和马拉维等6个国家的22名相关专业的大学教师。
这是2010年5月启动的中非合作研究项目——“东非植物生物多样性合作研究”（“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Studies in the East African Flora”）框架内举行的第一次由非洲多个国家共同参与的人员培训。这个项目是中科院武汉植物园和肯尼亚的乔莫?肯雅塔农业科技大学的合作项目，其主旨之一就是帮助非洲国家培养生物多样性研究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
这次培训得到了非洲学员的一致称赞，很多学员第一次接触了分子标记技术（molecular marker techniques）、遗传多样性分析（genetic diversity analysis）等技术。Fabien Rizinjirabake说过：“在武汉植物园见到的分子分析设备让我很吃惊，而且我注意到这些设备都是中国自己生产的。这是科研的关键一点，而你们国家已经实现了”。
埃塞俄比亚学员Hirut Assaye Cherie最感兴趣的课程是基因组学（Genomics）和入侵生物学（Invasion Biology）。她说，埃塞俄比亚植物资源丰富，但是目前这种植物生物多样性由于各种原因正面临威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入侵植物的泛滥，通过学习这些课程，能够了解如何保护本地物种不受外来物种的破坏，如何保持本地物种基因库。
在赞叹中国先进的研究成果和技术之余，非洲科研人员切实感到了与中国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的必要。参加此次培训的乔莫·肯雅塔农业科技大学植物学系高级讲师Robert W. Gituru博士说过，肯尼亚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旅游和农业，而这些产业都需要生物多样性的保持。他希望中国能够继续在这个方面给予肯尼亚帮助。
2013年5月，中国商务部立项援建“中－非联合研究中心／肯尼亚 JKUAT植物园” 基础设施，在东非地区政治、经济中心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援助建设中－非联合研究中心实验楼群和乔莫·肯雅塔农业科技大学植物园。根据中非双方科学家的联合科研需要，设有六个专业实验室，全部科研设备由中国科学院提供，此外还配备有科研温室、培训中心、专家公寓等配套设施。
2016年9月26日，该项目在乔莫·肯雅塔农业科技大学正式移交，中国科学院为中-非中心提供的科研设备已完成安装和调试，将于2017年底正式投入使用。
中-非中心自成立以来，汇聚了来自国内18家科研单位以及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等 8 个国家 15 家科教机构的一批高素质科研人才， 获得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的大力支持，围绕生物多样性调查和评估、病原微生物分布格局、高产优质农作物品种栽培示范、土地和水资源现状及合理利用等开展科研合作，取得了卓有成效的阶段性成果。中－非中心坚持 “边基础建设边科学研究” 的发展思路，已先后启动45个合作研究项目，联合出版学术著作5 部、合作发表研究论文58 篇、获得专利9项。其中，去年6月出版的专著《肯尼亚国家地理遥感图集》入选2016年度经典中国国际出版项目。
Q: 开展《肯尼亚植物志》项目的缘由？
A： 因为我本人一直研究的就是植物，所以植物志项目是我们最早定下来的。前面我也说了，乔莫·肯雅塔农业科技大学的Robert博士作为在武汉成长起来的植物学专家，和我一直保持着合作，后来建设中-非中心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有必要对肯尼亚的植物资源进行一次详尽的考察，填补这方面的研究空白。
2016年3月，我们和肯尼亚国家博物馆的专家在武汉联合举行了编研启动仪式，正式宣布开始了肯尼亚植物志的编研工作。这是一个巨大的项目，也是中国和肯尼亚双边科技合作的重要标志。肯尼亚处于热带季风区，景观多样，气候多样，有近万种植物，森林覆盖率高达15％，具有独特的生物多样性和科学研究价值。肯尼亚国家博物馆的杰弗里·姆瓦沙拉（Geoffrey Mwachala）在仪式上发言说，肯尼亚植物志的汇编对肯尼亚乃至东非的基础科学研究和自然资源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实际上，肯尼亚植物志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但这次是第一次最大范围的研究。中国和肯尼亚的科学家预计要花10年时间对肯尼亚植物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它将包括探索东非大裂谷，并以详细和有文献证据的方式整理当地的植物学资料。两国将邀请100多名植物学家来协助工作。完成肯尼亚植物志的编写与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对中国“走出去”发展战略的实施非常契合，它将是与国外科技领域合作的标志性成果。这是中国科学家第一次作为主要编写人员参与编写另一个国家的植物志，也将成为我们前所未有的开创性工作。
中-非中心与长江出版传媒集团签订了合作协议，共同来推进肯尼亚植物志项目。我们计划将以15～20卷的形式出版，每卷内容包含400～500种植物，并在2017年出版第一卷。为此，长江传媒还在肯尼亚注册成立了分公司，未来计划在中国和肯尼亚同步出版中英文的《肯尼亚植物志》。2016年1月，已建成“肯尼亚植物志在线”网站；2016年8月，《肯尼亚常见植物》正式出版，其中收录了近年来我们在肯尼亚野外科考中发现的植物新种2个。
（编辑：陈姝 刁云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