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偶然在YouTube上发现了“快乐宝贝歌”的视频。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的两位心理学家卡斯帕·阿迪曼（Caspar Addyman）和劳伦·斯图尔特（Lauren Stewart）通过婴儿的脑电波找出让婴儿们开心的音乐。比如，宝宝们喜欢以字母“P”和“B”开头的单词，而以字母“L”开头的单词不那么受他们青睐。宝宝们喜欢快节奏的，在女人音高范围内的音调。格莱美奖得主，作曲家伊莫金·希普（Imogen Heap）利用这项研究创作了一首旨在让宝宝快乐的歌曲。
这个歌很管用。视频中所有宝宝听到这首歌时都开始大笑。我十个月大的侄孙女一听到这歌，立刻迷上了，变得非常活跃。
我希望接下来有作曲家能写一首“快乐老男人”歌。
不丹坐落于喜马拉雅山脚下，是一个很小的佛教王国。在2008年宪法中，不丹将提高“国民幸福总值”列为国家目标。令人惊奇的是，1729年的不丹国家法律规定，“如果政府不能为人民创造幸福，政府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著名的《美国独立宣言》中表示政府存在的原因就是要确保人人都有“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中国也有相似的概念，孔子时期就曾提出“和谐”。
不幸的是，GDP是所有国家(除了不丹)衡量成功的主要标准，它与幸福几乎没有关系。GDP只是衡量国家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指标。
但是，有些商品确实是“垃圾货”。公司向湖水中排放的化学物质将会计入GDP的增长，可是，除了公司的所有者，没有人会感到高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清理湖水也算作GDP增长。北京的道路上增加100万辆新车会被看成GDP的增长，可几乎没有人会因此感到幸福。
富国并不比穷国幸福。根据盖洛普2015年发布的全球积极体验指数（Positive Experience Index），贫穷的南美国家巴拉圭位居榜首。89%的巴拉圭人说:“他们经历了很多快乐，经常开怀地笑，休息的很好并且能够得到尊重。”只有79%的美国人和75%的中国人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和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的研究认为，在美国，幸福感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是能带给人幸福感的收入是有上限的，每年约为7.5万美元。在大多数地区，7.5万美元是一个家庭需要支付的基本生活必需品的费用，这其中包括食物、住房、医疗保健、教育和出行工具。超过7.5万，额外的收入并不会带来更多的幸福。从逻辑上讲，如果医疗和教育不那么昂贵，而且交通系统能够更加完善、便宜、安全，让人们感到幸福的金钱数量会下降。
研究不断表明，拥有社交互动的机会和成就感是获得幸福的两个关键因素。但是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富国，社会的结构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扩大商品生产，工作时间挤压了社交时间。
在美国，有太多的人长时间地工作，长距离地通勤，他们通过努力买到了大房子、好汽车和其他物质产品，但他们失去了与孩子的沟通，也不认识自己的邻居。现在的城市越来越依赖汽车，也因此变得更加危险。我们缺少了必要的锻炼，不得不在路上浪费时间，孩子们也没有可以玩耍的地方了。当然，中国也存在高压工作和长时间通勤。但是，很多中国人能够坚持以家庭为基础的传统。
国家的发展如同人的发展。国家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物质生产上，当GDP增长到一定的程度后，其他事情就变得更加重要了。
（编译：刘畅 编辑：齐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