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将削减企业所得税。尽管推动减税的努力在大选之前便已开始，不过，特朗普总统“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令让减税得以实现。支持者称，沉重的税收和苛刻的法规令美国企业难以喘息，企业盈利大幅下降，资本支出、雇佣员工等大大受限，生产力受挫，竞争活力下降。因此，给企业减负势在必行。
不过，若问题如此简单，为什么早没有人试过这个办法？答案出人意料。
首先，美国企业的盈利状况并没有什么可悲叹的。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6年第三季度，企业税后利润占国民收入的9.7%。尽管这一数字低于2012年11%的峰值（这是因为经济增长缓慢，利润率往往受到影响），也很难说明企业盈利出现了严重问题。相反，这一数字远高于1980年以后7.6%的平均水平。2016年第三季度，企业所得税仅占国民收入的3.5%。由此表明，美国企业税收的结构和复杂程度或许令人诟病，总体企业税收却并不繁重。
相反，劳动者的收入总额占GDP的比例在下降。2016年第三季度，职工收入（包括薪资、福利、社会保险、养老金、医疗保险等在内）占国民收入的62.6%。尽管与2012至2014年间61.2%的低点相比，这一数字有所上升，却仍比1980年后64.6%的平均水平低两个百分点。换句话说，国民收入正从劳动力手中流向资本家手中。这并不支持所谓遭受重压的美国企业需要减负的说法。
确实，在当前的复苏进程中，企业投资和就业增长都十分乏力。不过，罪魁祸首很有可能是总需求下降，而非沉重税收和严苛监管的钳制。
决定企业资本支出的究竟是影响资本成本的因素（利率、税收与法规），还是影响未来需求的因素，经济学界早有定论。需求驱动模式（通过所谓的“加速器”效应发挥作用）获得普遍认可。
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只有预期市场会增长时，企业才会增产扩员。对美国而言，这很难实现。2008年第一季度以来，美国经通胀调整后的个人消费支出平均年增长率仅1.6%，比之前12年中3.6%的平均水平低整整两个百分点。事实上，这九年是美国自二战以来实际消费增长最疲软的时期。如果“凡是过去，皆为序章”，（许多企业对未来作出预期时正是以过去为参考的），那么只谈减轻税收，放松监管而不提振消费需求无异于说空话。
特朗普所宣扬的失去竞争优势，辉煌不再的美国形象与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2016-2017）》相悖。这份权威报告对138个国家的114项竞争力指标进行评估。《全球竞争力报告（2016-2017）》显示，美国综合国际竞争力名列第三（仅次于瑞士和新加坡），大致维持在过去十年来的同一位置。不错，美国在企业税率、监管和政府效率等方面表现欠佳；不过，美国在创新能力（排名第二）、企业研发支出（排名第二）、科学技术人才（排名第二）等方面表现突出，弥补了前述不足。
此外，美国在金融市场发展、劳动力市场效率以及商业成熟度的几个分项上得分颇高，这也是美国得以在《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继续名列前茅的原因。总之，美国并没有失去竞争优势。
在理想情况下，能简化税收体系，提高监管效率，甚至是为企业削减税收，放松监管，自然很好。不过，企业并不是美国经济链中的薄弱环节，工人们才更需要扶助。过去25年来，经济收入从劳动者手中大量流向资本家手中。这一事实有力地说明，美国的经济政策辩论放错了重点，急需调整。
关于作者：
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前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Unbalanced: The Codependency of America and China》一书的作者。
（编译：潘婷立 编辑：齐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