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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3日，一对90后夫妻抱着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和一个18个月大的孩子。图片来源：中国日报 |
3月8日，国家卫生和计生委员会主任李斌在新闻发布会上称，国家将出台更多的政策，鼓励并支持更多的家庭生育二孩。
《中国日报》在上周报道称，国家正考虑采取“生育奖励和补贴”等激励政策鼓励更多夫妇生育二孩。从限制到鼓励，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革命性转变在速度和范围上都很显著。这也表明了国家对国家人口状况的关切。
表面上看，现金奖励计划好像行得通。中国和其他地区（之前）限制生育时，最常使用的理由就是养育孩子的成本问题，对此，人们的直觉反应似乎就是提供经济支持。
然而，若是实施这个新政策，也不代表就不存在潜在缺陷。限制生育的另一个原因是想通过大量投资，为独生子女提供教育和其他领域最好的机会，让孩子的人生有一个尽可能好的开端。因此，在不减少第一个孩子人生机会的前提下，要在表面上减少家庭生育二孩的花费，政府将要为每个家庭提供一大笔津贴。对于拥有庞大人口的中国，这类政策造成的财政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第二个问题是，几乎没有证据可以证明生育奖励计划能提高生育率。例如，新加坡政府提供名目繁多的育儿补贴，生一个孩子最高可获得80万元的津贴。然而，新加坡仍然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即便是看似成功的奖励计划，以俄罗斯的“母亲资本”计划为代表，在仔细观察下也会发现，它产生的结果好坏参半。
现金奖励计划容易失败的原因在于只解决了生孩子的绝对成本。大量的证据表明，生养孩子的机会成本也是重要的因素，尤其对女性而言，由职业发展和收入效应产生的机会成本不容忽视。
此外，现金奖励计划仅仅考虑到生育的经济成本，而忽略了造成某些地区生育率偏低的其他原因，例如年轻人找工作难、买房难、生活成本高、托儿服务短缺、职场上歧视怀孕女性、职场文化对家庭不友好、渴望自由与害怕承担责任让人“恐婚”等等。
在《中国日报》上周的报道中，唯一官方的声音出自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他对推动计划生育政策改革起到了关键作用。不过，其它政府部门应该认识到，中国目前的人口结构状况并不仅仅是卫计委的问题。几十年来造成中国人口结构扭曲的并不只是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生育率降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其他部门也负有责任。这些部门应当认识到这一点并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
外国的经验表明，建立全方位的社会体系，保障有孩夫妇、将来可能生育的人、老人和孩童等公民的权益，往往会提高生育率。政府若真想为生育二孩扫除“障碍”，就不能仅仅提供现金奖励，还需推动社会转型，保障有孩夫妇、想要生育的人和不想生育的人（听起来可能有点讽刺）的权益。
《中国日报》文章引用了一位白女士的话，她“家住北京，是一个3岁小女孩的母亲”。她说：“我不希望政府为了生二孩给我钱。我更需要的是政府出台健全的社会公共政策，帮助在职父母抚养小孩。”
她具体提到“延长产假，为生育妇女提供平等的工作机会，增加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健全社会福利制度”。我认为白女士说的要求太好了。
好消息是，卫计委主任李斌日前承诺将采取多方面举措，解决以上问题。
关于作者：
斯图尔特·吉特尔-巴斯滕（Stuart Gietel-Basten），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客座副教授。
（编译：王思涵 编辑：齐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