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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画：李旻/中国日报 |
2017年1月20日，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将宣誓就职，正式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虽然我特别不想说“看，早就告诉过你们了吧”，可还是觉得他的当选不至于出乎如此多人之意料。正如我在2002年出版的《全球化及其不满》（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一书中所说，全球化的政策在世界各地撒下了不满的种子。有讽刺意味的是，赢得胜利的候选人靠的是向选民承诺将国际金融与贸易一体化抛到九霄云外去，而他的党派，恰恰是推动该一体化进程最积极者。
当然，开弓没有回头箭。中国与印度已融入全球经济，技术创新减少了世界各地的制造业岗位数量。特朗普不可能让制造业重新提供如过去几十年般的高薪工作，只能推动先进制造业，可这需要的技能更高，雇佣的人更少。
与此同时，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会继续滋长美国社会蔓延的绝望情绪，对将特朗普送上宝座的美国中部白人选民尤其如此。经济学家安妮·（Anne Case）与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在2015年12月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美国中年白人的寿命在减智短，原因包括该人群的自杀、吸毒以及酗酒人数比率皆呈现上升趋势。2016年，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的报告称，美国的整体寿命出现20多年来的首次下滑。
在所谓2008年金融危机后复苏的头三年，91%的收益增长都归入了1%最高收入者的囊中。幸亏有了数十亿美元纳税人的钱，华尔街银行得以逃过一劫，而面临失去自有住房的众多房主却只能得到一点微薄的补助。美国总统奥巴马不但拯救了银行，还拯救了银行家，股东及债券持有人。他的经济政策团队都是华尔街内部人士，不惜打破资本主义的规则，也要对精英施以援手，使得数百万美国人相信这个系统，犹如特朗普所说，“被操纵了”。
奥巴马的确给某些领域带来了“我们可以相信的变革”，比如气候政策；可是，在经济方面，他固守现状，而这只不过是新自由主义一场长达30年的实验，其承诺全球化与自由化的好处将惠及“每一个人”。然而，事实完全相反，好处只惠及了“上面的人”，这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的政治制度现在似乎是以“一美元一票”为原则，而不是“一人一票”。
愈加不公的社会现状，不公的政治制度以及一个看起来是为民众工作，实际上却在为精英们行事的政府，给特朗普这样的候选人创造了理想条件。尽管家财万贯，但特朗普显然不是传统精英阶层的一员，这提高了他许诺要进行“真正”变革的可信度。然而，特朗普其实也并无二致，他将坚持共和党在税收方面的一贯做法，而且将说客及商人纳入内阁班底的举动，已与他所承诺的“排干（华盛顿的政治）泥沼”背道而驰。
特朗普经济议程的其余部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众议院议长保罗·瑞恩（Paul Ryan）是否是个真正的财政保守主义者。特朗普提出，把对富人的大幅减税与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相结合，这将提振GDP并改善政府财政收支，却肯定达不到供给学派经济学家所期望的程度。如果瑞恩不像他所说的那样关心赤字，他会放行特朗普的提案，那样美国经济将得到渴盼已久的凯恩斯主义财政刺激。
另一个不确定性与货币政策有关。特朗普之前对低利率明确表示不满，而联邦储备委员会有两个职位空缺。此外，众多的美联储官员蠢蠢欲动，要让利率正常化，因此，这很有可能实施——其力度甚至会超过将特朗普的凯恩斯主义刺激抵消的程度。
发动贸易战，背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或者税收提案导致不平等现象加剧，这些都会破坏特朗普的促增长政策，尤其是当其它国家通过跨境税收施以报复的时候。现在，共和党人控制了白宫与参众两院，可以相对自由地削弱工人的议价能力，放松对华尔街及其他行业的管制，并对现有的反托拉斯法视而不见——这一切将造成更严重的不平等。
如果特朗普把竞选中的恐吓变为行动，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美国经济可能遭受比中国更大的损失。在现行WTO框架下，对于美国制定的每一项“非法”关税，中国有权自由选择如何报复，比如说对那些支持高关税的国会选区，通过贸易限制影响他们的就业率。
可以肯定的是，WTO框架内所允许的针对中国的措施，如反倾销税，在某些领域可能是合理的。但是，特朗普并未阐明贸易政策的指导原则，而美国汽车及航空产业受到政府的直接补贴，银行则以超低利率享受间接补贴，如果向中国征收反倾销税，明显属于倒打一耙。一旦这个以牙还牙的游戏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开放性国际秩序很可能就不复存在了。
同样，在特朗普治下，主要以经济制裁作为执行手段的国际法治也会岌岌可危。如果乌克兰东部亲俄反政府武装使该地区冲突升级，这位美国新当选总统将作何回应？一直以来，美国真正的实力其实来源于所具有的民主与包容。但是，现在世界各地的人们对民主进程失去了信心。随着美国软实力持续下降，国际秩序的未来将愈发不确定。
同时，民主党一定会在选举后进行检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失败在于她所传递的愿景，与她的丈夫、前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在20世纪90年代采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并无显著区别，无法使选民信服于她。民主党的政治战略，在历经一代人的“三角化”（仿效竞争对手的政策）之后，这个左翼党只能自欺欺人地说自己是除了右翼党的另一选择。
只有当民主党人拒绝新自由主义，采纳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以及舍罗德·布朗（Sherrod Brown）等领袖人物提出的进步政策，民主党才会有未来，使他们对阵共和党时处于有利地位，而共和党必须想办法把福音派基督徒、企业高管、本土主义者、民粹主义者，以及孤立主义者团结起来。随着特朗普的上台，以及美国两大党派开始重新定义自我，未来一年很可能成为美国及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关于作者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诺贝尔经济学家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斯福研究所（Roosevelt Institute）首席经济学家；
（编译：黄雪晴 编辑：齐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