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论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解读】
生态治国方略已定，落地需着眼基础性工作
作者：北京大学教授 郇庆治
最近，从治国理政视角总结与探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集体的生态治国思想，正在成为一个理论热点。为此，许多学者着力于引用与阐释习近平同志近年来关于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系列论述，比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即“两山论”）、人和“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等论断，这自然是非常正确和必要的。
但笔者想强调的是，我们必须十分明确，更系统代表和体现包括习近平同志本人思想在内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生态治国方略的权威文本，是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所通过的一系列正式会议文件、政策建议和实施方案。更具体地说，从2012年11月十八大报告到2015年9月《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其中关于生态文明制度创新与体制改革的规划设想，已构成一幅清晰而完整的生态治国顶层设计和路线图。对此，十八届五中全会所做的概括是，“坚持绿色发展，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我们几乎可以从中找到当代中国关于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所有主要理论创新点。就此而言，习近平同志的相关论述更多是一种高屋建瓴式的进一步阐发、展开和强调。只要正确理解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明确地说，落实生态治国方略的关键在于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而深入学习习近平同志系列论述的直接目的，也是做到切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治国方略或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落地”。概括地说，这种挑战可以归纳为如下两个层面，一是一般公共政策意义上的，二是超出一般公共政策意义上的。就前者而言，任何一项创新性公共政策的成功实施，都需要一整套相对成熟的落实、监督和反馈机制，生态文明建设也不例外。但事实是，自十八大以来逐渐铺开的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其政策体系的内容仍显得不够明晰和过于粗线条，而且明显存在着落实主体、制度和机制上的诸多缺陷（谁去做和如何去做），监督主体、渠道和手段上的诸多缺陷（谁来监督和如何监督），反馈程序、机制和路径上的缺陷（哪些人以何种方式进行），等等。客观地说，从中央政府层面到基层政府层面，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上述意义上的问题。就后者来说，越是关涉新型议题或引入全新方法的（革命性）公共政策，就越容易面临一些来自旧制度或传统的抗拒，生态文明建设正是如此。
日益明显的是，生态文明建设本质上要求从社会生产方式到个体消费方式的后现代性或社会主义变革，这在我们目前所形成的经济社会体制以及现行国际秩序之内是很难真正实现的，而我们又依然缺乏实质性超越或破除现行体制框架的政治资源和大众舆论环境。相比之下，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或生态治国方略在后一层面上的挑战更为深刻或严峻。近年来已在肆虐大半个中国的城市雾霾现象表明了传统视野下有效环境治理的无比艰难，只是人们在如何走向一种更激进的政策取向上还缺乏足够的政治共识或意愿。
成功应对上述挑战的一些具体性制度举措，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官方文件中已经得到初步阐述，比如建立最完善的行政监管制度和最严密的法治，修订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创建终生问责、党政同责的责任追究制度，组建强有力的生态文明宣传教育体系，等等。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在笔者看来，要确保生态治国方略或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最终落地”，我们还有更多基础性、也许更迫切的工作要做。
其一，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执政党的发展/现代化意识形态的继续绿化。就像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共产党成功实现了领导全国人民从一种革命（斗争）政治转向一种经济（发展）政治一样，如今她面临着领导全国人民从一种过于简约化发展转向一种全面发展（“五位一体”）的历史使命。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既是对一种新政治的学习，也是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学会以一种崭新的政治追求和领导艺术服务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以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民生关切:贫穷当然不是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也必须是绿色的。
其二，各级政府绿色执政能力的累积提升。必须看到的是，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推进，已经成为考验我国各级政府（包括中央政府）绿色执政能力的一个标志性方面，而像城市雾霾、水域污染和食品安全等具体性议题领域则具有了影响政府执政合法性意义的政治敏感。从政府公共管理的视角来说，我们可以接受，对于绿色议题它需要一个不断学习和渐趋完善的过程，但也必须意识到，任何绿色执政中的严重失误或环境公共事件对于政府形象或公信力的损害都是巨大的——比如，2015年的天津大爆炸事故和深圳泥石流山体滑坡事故，都是生命与血的教训。
其三，学术理论界绿色话语创制与推广上的顺势跟进。无论是环境治理还是生态文明建设推进，都离不开一个既民主开放、又具有反思性的公共话语和舆论氛围。这其中既有一个对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主体的监督教育问题，还有一个学者理论工作者的相互讨论与自我教育问题。就像政府官员自身未必一定是绿色变革中的天然领导者一样，科学家和学者也并不必然具备这一地位。这当然不是说，学者和科技工作者的作用已变得无关紧要，而是说，他们发挥作用的时空和方式已然发生改变——更多是双向互动式的交流而不再是单向灌输式的说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