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论 治国理政新实践】
作者：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财经大学政府预算研究中心主任；北京财经研究基地首席专家王雍君
人类总是处于一种深刻的困境中：总想预知未来，却很少如愿以偿。经验表明，即使是顶尖的经济学家采用最好的技术模型，预测未来的表现也比普通人的猜测好不了多少。其实，“未来会如何”的问题，特别是涉及中长期的不确定性问题，最好的方法不是预测，而是准确捕捉那些最能决定远景的关键因素。在这里，洞察力和判断力比计量模型重要得多，专家与普通人、专家与专家间的眼光有着很大的差异。
关键在于看什么：什么才是未来远景的决定性因素？当下的中国经济进入了前所未的巨大希望和艰难挑战并存的新时期。许多人高看多看了大风险，低看漏看了大机遇，悲观主义和唱衰中国经济的论调因而大行其道。其实，仅就经济本身而言，中国需要全力应对真正挑战只有两个：产业结构升级调整和经济体制系统转型——转向市场决定型和民营经济主导型体制。相比之下，推动远景向好的大力量、大机遇至少有四个：
规模优势。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潜在的市场规模能够与中国相提并论。足够大的国内市场规模才能持续支撑庞大多元的产业结构及其演化。中国经济早已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但市场规模本身蕴含的重要潜在优势仍远未发掘出来。中国对海外市场的依赖程度，比其他国家都要低。任何一个产业和企业，只要抓住了国内市场，都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小国永远做不到这一点。
第四次产业革命。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与前三次产业革命提供的历史性机遇都擦肩而过，但这次完全不同。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中国制造2025》以建设“制造强国”就是明证。尽管为创新创造适宜环境的努力仍然远远不够，但创新的意识和种子早已播撒开来，正在逐步生根发芽。想想1.0版产业革命开始时的18世纪末、2.0版产业开始时的19世纪末、3.0版产业革命开始时的20世纪60年代，中国在做什么；再看看当前以智能技术（无人驾驶汽车与智能机器人）、新材料和围绕3D打印发展的制造技术为基础的4.0版产业革命中国在做什么，我们就会对“这次不一样”产生足够信心：不会再错失弥足珍贵、攸关国有前途与命运的历史性机遇了。除了体制因素，没有其他任何力量比市场规模、然后是科学技术更能推动经济巨轮奋力前行了。
中产阶级。历史上，中产阶级提供的消费能力正是推动经济和创新最直接、最主要的能量之源。只有足够多的人买得起足够多、足够好、足够有吸引力的产品与服务，才会为足够多的企业家提供“开发它们、满足需求、赚取利润”的刺激。低估中产阶段的重要性将犯下大错，这种重要不只是反映在经济实力和消费能力上，也反映在推动政治体制创新的意义上，这反过来将为经济发展注入动力。目前中国的经济阶层形态依然呈现“花生型”（财富分配两极化）而不是“橄榄型”（中产阶级作为财富主力），但向着橄榄型社会发展的趋势不可遏止并呈加快之势。
亲商主导型治理模式。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治理范型更逼近亲商型：政府发展经济的动力和意愿非常强烈，一度甚至压倒了亲民（服务交付）。政绩考核和官员问责制清晰地显示了这一倾向。亲商型（增长或资本友好型）模式有其固有局限——主要是对公民需求的回应性不足以及容易滋生腐败，但就做大经济蛋糕而言，这个模式很有吸引力。中国需要在亲商-亲民型治理模式之间适当平衡，这也是当务之急。这种平衡可以在不牺牲亲商型模式的内在优势下达成。
除了以上四个可清晰辨识的大趋势决定因素外，短期因素也不全是消极的。寒冬中总有暖流。在产能过剩、成本与杠杆高企、创新（尤其是破坏性创新）不足等“寒冬”因素背后，还要看到也有偶发的好事（意外收益）可以助力经济。近期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大跌就是如此。据估计，中国从大宗商品价格暴跌中年均节省达4600亿美元。除了大幅降低国内企业生产成本和消费者费用外，还会带来许多间接好处：包括抑制通货膨胀从而有更大空间放宽货币政策以支持增长，扩大贸易顺差从而有利减缓资本外流给人民币造成的压力，以及提振国内投资。
以上决定远景向好的力量和机遇，需要通过诸多努力才能转化为现实。尽管如此，与风险和挑战相比，更值得关注的事实和机遇的存在，本身就足以给那些唱衰中国经济远景的论调泼冷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