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论 治国理政新实践】
把握习近平谋篇布局灵魂，确定创新发展的路径次序
作者：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复旦大学“政研”中心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研究室主任鲁绍臣
2016年新春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山城”重庆考察，为中国新一年的发展谋篇布局，进一步提出要“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并对通过创新发展加快“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提出了要求。可以说，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的创新是突破目前经济发展瓶颈、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的根本保证。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关键在于确定创新发展理念的重点、路径、次序和方法。
要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目标，首先要避免就创新自身来考察创新，必须与是否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联系起来考察，即创新的标准在于是否发展、解放、激发了生产力，只有以生产力为导向的创新，才能“实现从以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转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深入推进创新同现实生产力对接，才能真正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到实处。因此，创新就是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创新，创新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创新成功与否的标准应是能否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效益优势。”创新日益成为当前企业发展和市场制胜的关键，创新也必须经受市场的检验。
创新成败的关键还在于是否节约了时间，马克思指出，“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 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是时间节约”；“时间的节约……是首要的经济规律。”对于政府而言，关键在于能否减政放权，节约百姓和企业的办事时间。对于企业来说，则关键在于能否降低单位产品的所包含的生产和流通时间。同时，节约时间还是提升质量的前提，唯有废除不必要的“繁文缛节”，才能确保从事更高级活动的“自由时间”的增加，“发明创造才能成为一种职业。”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社会生产力整体水平取决于“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这五个方面的有机组合和合理配置，构成创新的基本的也是决定性的内容。在马克思看来，以要素驱动、投资规模发展的“财富本身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的。”因此创新首先意味着创新人才的培养。习近平在渝调研时指出，“创新人才犹如优秀种子，很是难得，要大力培养。年轻一代要有历史机遇感、责任感、使命感，努力在创新上脱颖而出。”应当指出的是，企业在创新人才的培养方面，要发挥比以前更加重要的作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开篇就曾明确指出：“劳动生产力、人类劳动技能以及思维判断力的大幅提高，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
同马克思的结论相似，哈佛大学的戴尔 乔根森(Dale W.Jorgenson)教授最近经过大量调查后得出结论，创新的巨大驱动力在于“资本与劳动力资源的大规模配置。”因此，创新就意味着通过主体功能区的规划、产业园区的布局，推动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水平，促进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提升利用自然条件的质量与效益等。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在于“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的话，目前则更要从劳动密集向技术密集、知识密集发展，唯其如此，才能有效化解产能过剩，优化产业重组，降低企业成本，更好地满足社会对创新的需求。
要实现上述创新发展目标，就要求形成“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通过顶层设计，统一布局，对不适应、不适合甚至违背创新发展理念的认识、行为、做法进行调整、纠正和摒弃。就如习近平曾指出的那样：“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因此，创新的保障就在于改革，只有通过改革，实现劳动者、资本、技术和知识的自由流动，方能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实现创新活力的竞相迸发，社会生产力源泉的充分涌流。
可以说，习近平总书记在渝调研期间的一系列论述，为新一年进一步将创新贯穿于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为全社会形成蔚然成风的创新风气提供了“指挥棒”效应，为中国在当前的国际竞争中，自强奋斗、敢于突破，加快形成比较明显的自主创新技术优势和品牌效应，提升产品创新的附加值，抢占全球价值链上的制高点和主动权，最终推动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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