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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少将:这轮军改解决了大陆军问题

来源:南方周末
2016-11-25 10:3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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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少将:这轮军改解决了大陆军问题

乔良,国防大学教授、空军少将、军旅作家,空军专家委员会委员、火箭军军事理论咨询专家组成员。1999年,乔良与王湘穗合著《超限战》,该书因准确预言9·11事件而一度被批评为“恐怖主义教科书”,该书已被西点军校等美国军事院校列为学员必读书目。2001年起,乔良潜心研究金融和美国的经济模式,近日推出新著《帝国之弧——抛物线两端的美国与中国》,探讨美国可能以何种原因、方式陨落。(国防供图/图)

原标题:【军改解码】乔良少将:军改首先要改的是观念

原来的小军委大总部变成了今天的大军委小总部,以后,军令政令的政策规定都将出自中央军委,有利于集中指挥、统一领导。

一年多来,对外宣布裁军30万,七大军区调整为五大战区,“二炮”变身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犹抱琵琶半遮面。

当前,由信息技术推动的世界军事革命已经接近尾声,中国军队的这场大改革正在深入推进。国防大学乔良少将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揭开这场军改的“庐山”真容。

“军队应该走在社会的最前面”

南方周末: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说过,一个先进的国家里,军队是最先进的那一部分,而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里,军队则是最保守的那一部分。那么,在当前的军改过程中,军人的思维和观念能适应这种变化吗?

乔良:在我看来,中国军队的转型与改革,最重要的不是武器装备的更新,也不是体制编制的变化,而是军事观念的转型。如果观念不转型,只是亦步亦趋地学习美国,美国有什么我们学什么,美国有什么我们搞什么,就根本不叫转型,那叫模仿。

如果想让我们国家更加先进的话,军队应该走在社会的最前面。经过麦克纳马拉改造之后,美军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信息技术领域深度开掘,走在整个国家社会乃至世界的前面,包括因特网、航天技术等最新科技成果都是美军率先使用。当美军越来越有效地把商业模式运用到军队管理中,美国的企业反过来把退役军人当成了宝贝。

南方周末:谈到美军的经验,您认为哪些值得我们学习借鉴,而哪些不能模仿?

乔良:首先,我们告别模仿美国式的新军事革命,不去模仿美国正在渐渐走入迷途的武器发展模式,尤其是思维方式,转而寻找到一种新思维方式和新观念。比如说,什么东西最有可能制约对手的信息化系统?想清楚这一点,对手越怕什么,我们就越搞什么,这才是我们要寻找的转型路径。

第二是降低作战成本。当前,美国打的是一种豪华的战争,制约豪华战争,不能用更豪华、花更多钱的方式,这种仗美国打不起,我们更打不起。我们不能大把大把地把钱花在信息化上,方方面面都搞信息化,遍地开花,成本太高。其实只要找到一种能够制约“芯片”的办法,就可以占领信息化的高地,而且成本可以非常低。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效费比”的概念,一定要降低成本,这就是“超限战”的思维。

当前,我们还在信息化变革的半路上,却以为“只要信息化了,就能打胜仗”。总之,我们要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就要把更多有限的资源和经费投入到制约信息化上来,而不是模仿别人的信息化。当然,我们主张着力发展制约对手信息化的作战能力,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完全不搞信息化。

“政令”分离还能抑制腐败

南方周末:这一轮军队改革的新举措同样不断,您认为最重要的变化在哪里?

乔良:军改最大的变化应该是战区制的确立。前几次所谓军改其实就是裁员,这一次军改也有裁员,但决不是裁员这么简单。这次军改最大特点是全军上下全动,从中央军委到基层部队都要动。四总部整编后变为军委内设的办事机构,原来的小军委大总部变成了今天的大军委小总部,这也为中央军委主席集中指挥、统一领导全军铺平了道路。

以后,军令政令的政策规定都将出自中央军委。这是从结构上实行调整,可以说是军改的一大亮点,战区制的实行也非常重要。

南方周末:军队的指挥管理体制进行变革,能否彻底解决“政出多门,彼此扯皮”的现象?

乔良:过去,军队叠屋架床、臃肿低效,比如中央军委领导全军,四总部也领导全军,而四总部下面又有军区,军区本身又和军兵种平级,这样一来每个军区司令又相当于一个军种司令。这种情况怎么可能防止政出多门,彼此扯皮?

和过去相比,这次军改对体制的设置要科学很多,它把军队中存在的、可能产生矛盾的各种关系得以理顺,尤其是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指挥管理层级。以往,我们谈解放军组织机制改革时,往往回避两个问题:一是四总部过于庞大,有些总部的职能互相重叠,而总部过于庞大就容易产生官僚化。政出多门容易让下面的部队无所适从,应接不暇,这就让部队拿不出更多的时间去考虑提升战斗力的问题。

这轮改革还解决了大陆军的问题。“大陆军主义”由来已久,它既记录了解放军辉煌的历史,却也成为军队未来向小型、灵活、精准方向发展的障碍。

南方周末:“军令军政”分开除了能够提升军队的战斗力之外,是否还有其他考量?

乔良:历史上,各国军队在军令军政不分开的情况下,都很难杜绝腐败现象。今天,很多人在谈军政军令分开时,更多的是从它有利于提升战斗力、有利于打胜仗来讲,其实把“军令军政”分开还能抑制腐败。

一定程度上讲,军政军令分开是一种分权体制,而制约腐败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分权。如果不改革、不拆庙、不腾空笼子,怎么换鸟?仅仅靠自然淘汰,怎能把郭(郭伯雄)、徐(徐才厚)这两棵大树上聚集十多年的毒蘑菇清除干净?

所以,“军令军政”分开对于反腐也是很有利的,或者说就是一种制度反腐。

“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

南方周末:早在28年前,您就同刘亚洲、王湘穗一起撰写《关于中国军队改革的思考》,文章提出成立陆军司令部。您怎么看待这场军改的时机?

乔良:自去年“9·3”阅兵习主席宣布裁军30万始,中国军队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幕正式拉开。

任何一支军队都要为下一场战争做准备,而不能躺在对上一场战争的胜利回忆中睡大觉。美国的军改早于海湾战争,这与它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连吃两场败仗有关。过去的35年里,我们没有打过一次大战,即使零星的边境小战距今也30年。中国军队没有检验自己战斗力的机会,已到了必须改革这一步。

南方周末:国家实行全方位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军队自身并没有翻天覆地的改革,您怎么看国家与军队之间的这种改革的落差?

乔良:改革开放时期,国家对于军队的要求是“要忍耐”,这使整个军队的发展比国家的发展相对晚了将近20年,中国军队一直处于不发展、要忍耐的状态。

虽然国家经济得到了长足进步,但是人们的意识、国防建设却停留在“本世纪无大战”的判断上。这虽然让中国迎来了一个和平发展的好机会,但是对于军人来讲,却并不能说是个好事。在社会一片“歌舞升平”中,军队很难独善其身,很难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特别是当年曾经一度允许军队经商,很大程度上消磨了军队的战斗意志。

我认为,中国重新重视军队建设,应该是从1996年台海危机开始,中国军队重新建立起可能需要打仗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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