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斌 陈金龙（广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而矢志奋斗。
党内政治生活的常态化是建构良好政治生态的基础，也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总结红军长征时期党内政治生活常态化的历史经验，对于当今全面从严治党、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具有启迪意义。
充分发扬党内民主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红军长征前，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重用李德，军事指挥权由李德掌握。李德不懂中国国情，也不认真分析战争的实际情况，只凭他在学院学到的军事课本上的条条框框，照样搬到我国，搬到苏区。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权和正确主张受到排斥，由李德的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
红军长征开始后，博古、李德拒绝毛泽东、彭德怀的建议，一味向西退让，消极避战，以致丧失了红军在湘南歼敌的良机。湘江一战，使红军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宣告了“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指导的破产，也为党内民主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通道会议上，毛泽东坚决反对李德北出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意见，提出红军必须西进贵州，避实就虚，寻求机动，在川黔边创建根据地的主张。他的意见得到了中央多数同志的赞同，党内开始有了民主的氛围。
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即“反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接着，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明确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他还用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博古用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借口。周恩来在发言中，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并以坦荡的胸襟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认真诚恳的自我批评，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发言，强调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王稼祥在发言中有力地支持张闻天和毛泽东的意见，严厉批评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个人专断作风，并且提议撤销李德军事上的指挥权，认为毛泽东应当参与军事指挥。朱德作为党和红军德高望重的领导人，在发言中态度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李富春、聂荣臻、刘少奇、陈云等也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正是在充分发扬民主、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础上，遵义会议从军事路线上纠正了“左”倾错误，解决了关系党和红军命运的最紧迫问题，为红军长征胜利奠定了基础。
红军长征的历史说明，党内民主关系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正常开展，关系党内政治生活的常态化。发扬党内民主是党内政治生活的核心要义，党内民主能否得到充分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能否顺利展开，是衡量党内政治生活正常与否的重要标志。
严明规矩和纪律
确保方针政策贯彻执行
红军初创时期，制定了严格的规矩和纪律。但红军长征初期，由于各根据地和主力红军之间相隔甚远，处于相对独立发展、独立作战的状态，加之党内正确路线与“左”倾错误路线斗争尖锐复杂，党内思想上和组织上不尽统一，为贯彻执行党的规矩和纪律增加了难度。这种情况，迫切要求党和红军的高级领导人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将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挺在前面。
红军长征初期，总政治部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强调：“坚决的与脱离群众、破坏纪律的现象斗争，对于不能教育的破坏纪律的坏分子，应给予处罚”，努力通过强化纪律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塑造党和红军的良好形象。红军长征过程中，鉴于中共中央和张国焘之间围绕北上与南下展开的反复争论，党中央在沙窝政治局会议上强调：“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地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这里既强调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又申明了严格执行纪律的重要性。在俄界会议上，党中央批评张国焘“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前面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的行为，痛斥其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张国焘另立“中央”、公开分裂后，中共中央一方面同分裂党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另一方面以最大的耐心、采取恰当的方法进行教育和挽救，最终使张国焘取消另立的“中央”，踏上了长征的最后征程。
严明党的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维护了党的形象与党的威信，避免了长征过程中党的分裂，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军队的贯彻执行，保证了红军的步调一致，并最终赢得了红军长征的胜利。
红军长征的历史告诉我们，严肃党的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必须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原则性，在一些原则问题上不能迁就和退让。严肃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是党的力量所在、威信所在，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的重要保障，也是净化党内政治生活的必要条件。
总之，红军长征特殊的环境促成了党内政治生活的常态化，既使中国共产党日渐走向成熟，也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的空前壮举。
《光明日报》（ 2016年10月23日 0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