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孩政策实施快一年了，评论人士和中国政府都想知道，是否有迹象表明它起到了预期效果：提高人口出生率，缓解人口老龄化影响。
乍看之下，数据似乎指向好的一面。据估计，2016年将会有大约1750万新生儿。比2015年多了100多万，因此，有人可能会说两孩政策成功了。毫无疑问，许多夫妻抓住这次机会要了第二个孩子，既圆了自己的梦，也帮了国家一个忙。但是，有几点要注意。
首先，2015年是羊年，人们普遍认为羊年不适合生孩子。许多研究表明，属相仍然对中国人有深刻影响。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很多准父母干脆推迟了在2015年要孩子，而选择在更为有利的猴年生孩子。的确，如果你去查看长期的趋势就会发现，2015年新生儿的数量实际上少于2014年。
第二，我们仍然不清楚人口学家口中“进度效应”的整体影响是什么。各国在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妇女受教育机会和工作机会不断增多，生育时间有延迟的趋势。这种现象在生育率很低的国家出现，我们有理由想到这也会发生在中国。不过，问题就在此，这种现象容易拉低总生育率，经常会放大生育低谷和婴儿潮出现。同时，单纯计算新生儿的数量，我们能得知的生育率情况十分有限，因为生育率也将受到“冒着风险”要孩子的人有多少的影响。在中国，这不仅跟处在生育年龄有关，还跟婚姻状况有关，非婚生子女会影响新生儿的统计。
综合这些因素，我们不得不得出这个结论，即说计划生育政策改变产生了预期效果还为时过早。再过几年，当我们有了更好的阶段性数据，能够凭此发现某种趋势的时候，我们会了解更多情况。实际上，只有80后和90后人群都完成了生育，我们才会看到政策改变带来的真正的人口影响。
最后，还有两点需要注意。这个数据会表明，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是不足以对生育率带来重大影响的。中国与东亚其它地区一样，人们在工作机会、社会保障、生活开销、住房、孩子入园、性别平等诸方面存在近虑远忧，这对人们生育决定的影响丝毫不亚于计划生育政策。缓解这些担忧对提高中国的低生育率至关重要。
第二点，单纯提高出生率不是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唯一方法，记住这点非常重要。事实上，在短期内，新生儿的增多要求有更多上学读书的地方，这会增加劳动人口的负担，也会使一部分家长不工作来照顾这些孩子。因此，中国需要采取全面措施来解决这个人口挑战，新生人口和总人口两者必须兼顾。一方面，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创新价值链，提高劳动参与度，进一步改革国有企业，通过”丝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全球劳动力供应链，对收到最大效益有关键作用。另一方面，制定积极的老龄化政策，改革发展针对老年人的社会福利制度，不仅会使老年人口能更加自顾，也能让高个人储蓄率积存的款项流通起来，进而刺激国内消费。
关于作者
Stuart Gietel-Basten，牛津大学社会政策副教授。
（编译：秦悦 编辑：齐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