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市场上并购交易的企业类型发生了变化——过去主要由国企主导，而最近，我们发现，随着更多民营企业和并购基金进入市场，投资主体也日趋多元化。
并购使用的金融工具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五年前，国企大多数的并购交易源于自身资金或银行贷款，而如今，融资渠道有所改变，有通过定制的金融工具或贷款融资，也有通过发行固定收入保险从海外投资集资。
这些变化反映了中国在两个层次上正在发生的进步。一方面，中国政府目前正在实施经济改革和资本市场改革，这使得中国企业能够更为容易地进入国际市场，管理准入门槛也会降低，也更容易地进入国际市场。
另一方面，中企自身发展也发生了变化。与过去不同，他们不再愿意购买单一资产。他们将注意力放在制定强有力的海外整体企业战略。他们希望通过购买能契合本企业发展现状且能提供战略协同的资产，以实现企业的长久经营。
在一系列类似的海外并购案例中，伟凯律师事务所（White & Case）于在今年在海尔集团与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达成战略性合作框架协议中提过建议。收购通用电气家电公司将有利于海尔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市场上扩大影响力。
海尔作为世界领先的家用电器生产商之一，此次收购将进一步扩大其在家电产业的国际市场份额。此次交易中，海尔并非仅仅购买有价值的资产，而是重点关注企业自身和这笔交易能为当前商业模式带来的协同作用。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同样发生了变化。中企在并购中遇到了严格审查和非商业不确定性等问题。在投资海外市场过程中，中企不仅需要应对国内监管，还面临目标市场的严格审查。对于有意进行海外并购的中企来说，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CFIUS）仍然是关键考量风险。
在2012至2014年间，中国企业经历CFIUS审查程序的比例最高。在今年，CFIUS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借口，阻止了亚洲投资者并购一家照明业务总部位于美国的荷兰公司。其它一些欧洲国家也确立了本国的审核流程，尤其是对于那些潜在的敏感行业。
包括地缘政治和经济风险等在内的非商业因素同样为并购市场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英国脱欧冲击了欧洲和英国的法律框架，这意味着如果人们对脱欧会给英国法律框架带来的长期影响没有一个更准确的把握，很多并购英国企业的计划都会遭搁浅。尽管人民币贬值在中企的商业交易活动中不算重大问题，但仍然有一定影响。
若商业订单要历时数月才能交付，汇率波动便可能会影响估值或成本估算。
这一类多样性将在众多领域继续产生作用。毋庸置疑，我们会看到，在2016年，中国的海外并购交易将创历史新高。到今年六月，中国成为全球第三大境内并购国，交易额达到275亿美元，居英国和加拿大之后。
截至目前，我们看到中国企业非常愿意以欧洲和美国作为主要投资对象国。同时，在其它国家市场，如以色列，将更受那些热衷高科技的投资者青睐。我们期待看到中国企业在促进意向资产多元化，交易方式多元化以及融资结构多元化方面继续做出变革。
为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和增加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在使用更先进的融资工具这一方面，中国仍有提升空间。
（编译：尹航 编辑：王旭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