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建党95周年，在党的领导和治理下，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治理”目前在中国是个时髦的热词，与在西方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兴起的“治理”相较，在经历了中西文化碰撞和追赶西方现代化过程近两百年的当代中国，“治理”也被赋予了既有传承又有拓展的新内涵。在中国语境中，“治理”首先指的是善政，即良好的政治秩序体系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政治秩序维护能力，这体现了对传统政治文明政治-社会一体化国家治理的传承，其次才与国际语境中政治-社会相对分离基础上的多主体多中心合作解决不同层次公共事务之意相衔接，体现出与当地世界政治文明的融合。在努力传承本土政治文明和融合当代世界文明智慧成果的探索中，在公共事务治理千头万绪的文明古国焕发勃勃生机的时代，不忘历史，不忘初心，矢志不渝地以国家治理现代化来开辟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不仅是继“四个现代化”之后的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而且是世界范围内国家治理现代化探索中的一个重要路径。
当前发达国家所面临的治理危机，以及中国所面临的国家复兴，其共同点反映在理论上就在于国家理论如何再次复兴，就是在当今的信息技术、后工业化、人的流动性、以及跨界问题等交织而成的复合风险环境中，如何去重新发现国家在其中的作用。这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超越工业化时代的现代化的关键所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作为已经完成工业现代化的国家，其与工业现代化相匹配国家治理体系经由了三百余年漫长的现代化、制度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其国家主权相对完整而独立，人民主权成为政治正当性的来源，国家治理体系由相对封闭逐渐向性别平等、族群平等、阶层在自由表达和选票的平等开放，与代议制权力制衡的制度设计实现了衔接，使政治和社会之间形成了较为宽广的纵向流动通道和弹性政治吸纳结构。
中国政治发展的长远目标是在中国既有的传统和文化基础上探索出一种超大规模国家各个领域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事实上构成了中国政治发展长远目标中的阶段性目标或分领域目标。这个推进过程，或者说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探索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时代探寻本国政治—社会秩序制度化的过程，也是政治、市场和社会三大领域边界不断协调的过程，尽管这三大领域边界的不断调整本身已经成为时代特征。这个制度化过程不可能通过自发秩序来引导，毋宁说是国家领导力量与来自各方的支持力量在博弈中达成共识形成合力，有意而为和顺势而为相结合的探索过程。因此，如果我们采用较长焦距的历史镜头来看待中国十九世纪以来的现代化追求进程，就会发现，十九世纪是领导力量崩塌的时代，二十世纪是领导力量博弈和确立的时代，其结果是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力量的历史地位，而二十一世纪则是也理应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力量整合社会和各方支持力量，探索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路径、实现民族复兴的时代。
在这样的时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治理现代化乃是社会各方达成共识形成合力的时代议题。在这个时代议题中，有三个分议题尤为重要。第一个分议题是国家治理体系权力闭环和体系弹性问题，其中，权力闭环是使权力受到全方位监督和达成问责的结构化，体系弹性是使权力结构吸纳不同意见和开放纵向社会流动的功能化、常态化。第二个分议题是政治-社会整合问题，其底线是及时回应和调处各种社会矛盾，使社会矛盾处于动态平衡状态，高线则是使社会各方力量形成积极向上的价值合力，吸引域外见贤思齐。第三个分议题是改革可持续问题。“变则通，通则久”，变通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持续调整，需要在法治精神下以制度变革方式来体现。
这三个分议题之所以重要，恰在于关涉中国全体国民的根本利益，也正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力量通过其向心力凝聚智慧、形成中国在未来长历史时段稳定而全面发展和繁荣的价值-制度-行为范式基石的要害所在。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追求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还需要中国共产党这个具有历史使命感和推进现代化能力的领导力量更加紧密地团结国内和国际力量，披荆斩棘，坚定前行。
（作者：褚松燕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