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使这就是‘尽善尽美’，会怎么样呢？”杰克·尼科尔森在同名电影《尽善尽美》中经过自己的精神病医生的候诊室时呢喃。在近期召开的上海G20峰会上，参会者大都被问及同一问题——不仅仅是中期预测（关于全球经济增长疲软问题）。很多人都深存疑惑，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率是否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会尽善尽美。
为了确定这种担忧是否有效，我们需要了解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一些人提供了一个直截了当的解释：中国和其他主要的新兴经济体一道，已经深陷“中等收入陷阱”，无法突破重围上升为发达经济体。但是，这一假设——一些外部力量或趋势导致国家一直在一个特定的收入水平上“原地踏步”——被一个接一个的学术研究推翻。
当然，每个国家都在努力向高等收入国家行列进军。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60年，在101个国家中，只有13个国家被归为中等收入国家，并于2008年进入高等收入国家行列。然而，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之后，一连数十年都深陷在特定的人均收入水平困境。举例说明，自1870年至1940年，阿根廷的人均收入增长一直与美国并驾齐驱；之后，阿根廷与美国的人均收入增长差距稳步拉大。有些国家甚至从高等收入国家行列倒退到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但是研究表明，快速发展的低收入经济体也有望成为快速发展的中等收入经济体，最终跻身于高等收入国家行列。因为经济结构调整失败，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就像经济基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事实上，低收入水平的经济体缺乏自我转型的能力，这是非常常见的。
那么，确切来说，这些必要的结构调整是必要的吗？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尽相同，由经济学家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提出的新熊彼特增长理论，可以提供一些重要见解。
阿吉翁和豪伊特将创新视为在公司的市场运作中推出新产品或新流程的一个改变。接触不到世界前沿科技的国家最好仿效现存的科技，因地制宜地应用到自己国家，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这些国家必须提升自己的创新能力。研究也表明，创新和社会流动性呈正比关系，与收入不均也呈正比关系。
创新理论的中心思想是，经济增长需要技术转让，需要一个便于新企业生成、生长和生存的环境（从而为更加成功的企业重新配置生产要素）。显而易见，管理水平发挥着关键作用，企业体系和人力资本也略有影响；贪污、信贷约束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匮乏无一例外使得经济转型异常艰难。
但是，培养创新精神并不单单是一种手段。给创新者提供报酬可以帮助激励更多的创新，也可以允许商业人士极大地参与到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来。举例说明，比尔·盖茨对经济转型十分有益，但是墨西哥电信大亨卡洛斯·斯利姆就没有。鼓励一种形式的创新很可能激励另一种形式的创新。
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国家在尝试为真正的创新创造条件的同时，也会引发一系列的短期挑战。国家极易陷入通货紧缩的漩涡，伴随着价格下跌和对经济前景的持续担忧，加剧通货紧缩这一形势。企业部门，特别是制造业的过度借贷导致巨大的产能过剩和堆积如山的坏账，这些情况无一例外都阻碍了经济增长。
挑战在加剧，中国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与全球经济休戚与共，这就意味着我们采取的任何行动都会有深远持久的影响。在这一新环境下，过去的试点政策不太可能发挥作用，政府不得不见机行事，临场发挥。逐渐焦虑的市场清醒地认识到，那些方法措施都存在潜在的政策误区。
尽管如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可以取得成功，因为中国的经济史表明中国拥有骄人的转型能力。1978年，邓小平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在最近几年，中国的经济转型能力从根本上得到提高，资源已经成功地由农业转移到服务业，而不是制造业，大型国有企业仍然在许多行业中占主导地位。
如果近期的研究证实中等收入陷阱是错误的，中国有望成为与高等收入国家一样充满活力的高收入经济体。中国最近几年发生的潜在性结构调整坚定了这一信心。中国需继续推进改革，克服既得利益阶层，特别是国有企业，但是，中国成功的几率仍然很高。
关于作者：
艾瑞克·伯格洛夫（Erik Berglof），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
（编译：孙伟 编辑：齐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