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社会保障与保护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建立起涵盖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福利事业的政策,推广了意义重大的九年免费义务教育。社会福利政策的范围也扩展到更多人群,包括农村贫困居民、失业人士及日益壮大的农民工等弱势群体。中国还引进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和养老制度。但是,中国的福利体系还未能形成完整的结构和统一的组织,实施范围、所享权益,受益程度也深受户口状况等标准影响。因此,对多数人来说,所享福利非常微薄。
中国的福利体系还未实现全国统一,但政府已宣布将2020年之前实现福利全民覆盖作为政治目标。中国在教育医疗的接受程度及发展水平方面已取得巨大改善,但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及收入分配不均仍旧存在。与欧洲发达的“福利国家”相比,中国的社会政策在发展中也缺失了一些因素,比如制定缓和照顾子女和工作之间冲突的家庭政策和推进性别平等。
这一政策领域同放宽独生子女限制的政策结合,将对政府提升出生率、平衡人口年龄结构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经济发展为社会政策发展提供了空间,但其社会政策发展一直没像其他东亚国家一样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历史上部分欧洲国家也曾以社会政策促使经济发展,例如19世纪80年代德国首任总理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向德国引入世界最大规模的社会保险项目,动机之一就是为了使德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表现更为出色。
目前中国公共社会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与日本相比较低,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体相比更是偏低。照此中国社会性支出很有可能上涨,而我们不应将此视为经济发展的阻碍,反应视其为动力。
中国作为一个中等收入的国家,面临着新的挑战。贫困、发展不均、医疗和社保问题一直也将继续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政治议程上的核心问题。将这些问题置于首要地位,是对增强社会保护,提升社会服务和收入水平等广泛民意的良好回应。
一般来说,社会政策还能减少社会动荡的威胁。那么,在经济增长放缓,现有医疗社保项目财政负担加重,人口老龄化的当代,如何进一步发展社会政策,如何实现人们提高生活福利水平的期望?中国公民又是否愿意缴纳更多税收以换取社会性支出增长?
事实上,只要政府增加社会性支出,很多中国人就甘愿缴纳更多税收。但这种甘愿是建立在对政府和征税体系完全信任的前提上。抑制腐败可以建立并强化这种信任。因此,面临因医疗、社保和广泛要求提高福利而日益沉重的财政负担,解决之道首先在于建立廉洁良好的政府治理。
然而另一层重要考量是,鉴于中国政府正致力于采取积极财政政策以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税收则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阻碍。因此,处理这一困境更需中国政府巧用平衡之术。
关于作者:
斯坦恩·库恩勒(STEIN KUHNLE )为挪威卑尔根大学比较政治学教授,德国柏林赫尔梯行政学院荣誉教授。
(编译:张彤 编辑:齐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