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4年习近平同志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这一判断已成为我们认清形势、迎接挑战、推动发展的定盘星。随着认识的深化和实践的发展，新常态理论不断丰富和完善，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对做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乃至更长时期的经济工作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准确理解和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更加自觉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应科学认识新常态下的速度变化，努力做好经济改革和发展这篇大文章。
新常态下的中高速有利于向更高发展水平跃升
中国6.9%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领跑世界主要经济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在发达国家中，英美复苏相对强劲，但经济增长基础并不牢固；欧元区和日本的结构性问题仍然突出，生产率和经济增长表现均不尽如人意。在新兴经济体中，巴西和俄罗斯受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影响，经济严重下滑，呈现滞胀特征；印度开始享受人口红利，增长率逐渐高企。可见，在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长周期影响下，世界经济整体表现出一种“新平庸”，但不同国家面临的制约因素各异，呈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景象。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与前几年相比有所下降。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不同于世界经济“新平庸”，不仅呈现出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和动力转化的特征，而且经济新常态下的中高速在世界上仍是较高增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15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为3.1%，美国经济增长率为2.5%，欧元区为1.5%，日本为0.6%。显而易见，中国依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经济发展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向更高发展水平跃升的必经阶段。从长期看，一个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呈现出一定规律性，即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助推经济较快增长的“低垂的果子”会逐渐减少，经济发展在更高阶段上只能取得相对较低的增长速度。从世界上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增速对比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规律。按照2005年美元价格，2014年世界银行所界定的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低于1035美元）GDP平均增长率达到6.3%，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在1035—4086美元之间）为5.7%，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在4086—12616美元之间）为4.6%，而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高于12000美元）仅为1.7%。这组数据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速出现变化，说明中国已进入从中高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通道；二是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7.3%，明显高出与我国同等发展阶段国家4.6%的平均增速，即使与低收入国家平均6.3%的增速相比依然较高。所以，我们自己不必在速度问题上过分焦虑，国际社会也没有指责中国增速不够高的理由。
新常态下的中高速有利于推动生产力水平整体跃升、实现各项既定目标。中高增长速度为中国经济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提供了前提，也为当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重大举措奠定了基础。粗放型发展方式受到资源环境制约已难以为继，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经济增速太高，就难以遏制各方面大干快上的冲动，经济体系和生态系统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如果增速太低，则会影响就业，妨碍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所以，应用积极心态看待新常态下的速度变化，采取积极行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中国经济始终沿着增速合理、动力强劲、结构优化的轨道前行。
从供给侧深刻认识新常态下的速度变化
有关测算表明，不考虑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增长，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从1978—2010年的年均10%左右下降到“十二五”时期的7.6%，并将继续下降到“十三五”时期的6.2%。如果考虑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增长，“十三五”时期潜在增长率则要高于6.2%。但潜在增长率是指一定时期由资源要素供给能力、生产效率和发展模式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仅代表了一种增长的可能性，既不是实际增长率，也不是会自动实现的增长率。我国经济从高速转向中高速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只有深入把握潜在增长率下降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主动作为、积极施策，才能成功实现增长阶段的平稳转换。
有研究认为，我国经济增速下行的原因在于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外需不足。因此，从需求侧发力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形成V字形的轨迹。这一看法没有认识到增速下行以及潜在增长率下降的真正原因。习近平同志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
当前，我国潜在增长率下降主要是由供给侧的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变化引起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2010年前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加、人口抚养比显著下降这一人口红利直接相关，即劳动力“无限供给”提高了储蓄率、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保持了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充分供给，并通过劳动力转移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分析表明，1982—2009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中，近一半的贡献来自农业劳动力转移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2009年我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我国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达到峰值，此后进入负增长。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意味着推动高速增长的传统动力减弱，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
人口红利消失的供给侧因素导致的潜在增长率下降是趋势性的，不可逆转。但同时，当前还存在一些体制性因素从供给侧提高了经济活动的制度性交易费用和生产成本，而这些是可以通过改革矫正的。在这些可变因素和不可变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经济不会硬着陆，而会经历一个随发展阶段变化下行、随后通过改革获得新的增长动力遏止下行甚至改革红利还能使潜在增长率得到回升的L形轨迹。
供给侧影响增长速度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劳动力短缺导致工资持续快速上涨。据估算，2004—2013年，我国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比）上升了59.7%。虽然国外媒体所报道的我国单位劳动成本已超过一些发达国家并不属实，但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的确在弱化。二是资本报酬递减，投资回报率下降。随着劳动力短缺现象普遍化，资本回报率显著下降成为经济增长减速的主要原因。三是2014年我国农村16—19岁的人口数量达到峰值，随后进入负增长阶段，劳动力转移速度减慢，减缓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四是诸多体制性障碍提高企业交易费用、降低资源配置效率。经济运行中存在的政府管制过多、审批过程繁琐、税费负担以及社保缴费率过重、融资渠道不畅通、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要素价格扭曲、一些企业面临歧视性待遇等问题，提高了企业的制度性交易费用，客观上产生了抑制微观领域创新的后果。五是结构性产能过剩比较严重，浪费了资源，压缩了经济增长空间。
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当前，为避免经济增速下滑过快，保持适度宽松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是必要的。但超过“适度”范围的强刺激，使实际增长率长期处于潜在增长率之上，会导致欲速则不达。首先，在传统比较优势减弱的情况下，政策刺激企业投资的效果也相应减弱。依靠补贴等办法吸引企业贷款，往往会形成过剩产能，甚至制造僵尸企业。其次，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是由实体经济派生的，这类投资一旦脱离实体经济需求、超出补短板的限度，也会造成产能过剩，积累政府债务风险。第三，刺激政策释放的货币量往往被投机性需求所吸纳，外溢到房地产、股市、海外资产等易产生泡沫的领域，积累金融风险。因此，需求侧的总量性刺激政策并不能培育出新的增长动力源，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着力点必须放在供给侧。应注意的是，潜在增长率下降由供给侧因素引起，但并不等同于供给不足，所以供给侧施力不是简单地增加供给，而是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成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瞄准导致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体制性障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需要双管齐下：一是对已经形成的过剩产能、高杠杆率和僵尸企业进行存量调整；二是加快形成新的体制机制，杜绝和防范在增量上出现低水平重复建设。有研究表明，让无效率企业退出、让更有创新性的企业进入和成长，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率可达到1/3—1/2。
以降低交易费用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切入点，从可以立竿见影产生改革红利的领域率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与保持中高速增长不是非此即彼或此消彼长的关系。改革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获得真金白银的红利。行政审批、财税金融体制、户籍制度、国有企业、竞争政策等领域的改革，都会释放显著的改革红利。
完善社会政策托底功能，守住民生底线，把改革红利融入共享发展之中。化解过剩产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主要任务，必然牵涉到僵尸企业的破产和兼并重组。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越是深入，完善公共就业服务和社会保障的任务就越是紧迫。应加大劳动者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力度，把改革红利融入共享发展之中，提高人民群众在共建共享发展中的获得感。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
《 人民日报 》（ 2016年03月01日 07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