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卫涛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9月22日—2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开启任内首次对美国事访问并取得圆满成功。从时间节点上看，此次访问正值中美关系面临一系列新的不确定性之际。在开启正式访问之前，以南海和所谓“网络攻击”问题为代表，美国国内针对中美关系的消极论调一度甚嚣尘上。而从访问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来看，中美两国无疑都较为成功地化解了此前笼罩在两国关系之间的重重阴云。以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为新的起点，宣告完成“再确认”的中美关系将踏上新一轮的“再出发”之旅。
进入2015年以来，围绕南海、网络安全、人民币汇率、外企准入等热点问题，中美之间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分歧，双边关系一度陷入近年来的最低谷。相应的，美国国内关于中美关系发生“质变”以及必须重新审视对华政策等言论一时不绝于耳。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认为，随着近年来中美实力对比发生重大变化，中国正在不断挑战甚至突破美国主导下的战后世界秩序格局。例如，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以及牵头成立亚投行就被美国战略界视为撇开美国，“另起炉灶”的典型举措。此外，随着改革开放以及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深入，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国防等方面的利益诉求势也在不断地升级与重塑，例如根据自身需要制定货币政策、调整外企市场准入门槛、巩固领海领土主权等。而在一些习惯奉行对抗性或“零和”思维的美国战略家或政客眼中，这些正当举措恰恰成为判定中美关系发生质变的所谓例证。
实际上，从宏观战略层面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虽然不断伴随着各种量变，但从基本格局上看，维系双边关系的“硬核”并没有发生质变，即中国自身以及中美相互之间的战略定位仍然保持着基本稳定的状态。1979年邓小平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改革开放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确立了基本框架。在那次被称作“旋风九日”的历史性访问中，邓小平向美国乃至全世界传达了中国将厉行改革、积极融入战后世界秩序的坚定决心。30多年来，虽然中国自身的经济实力、国际影响力早已今非昔比，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战略定位却丝毫没有改变，这一点无疑是判断中美关系基本格局最为核心的标准。
从这个意义上讲，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之行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完成中美各自战略定位上的“再确认”。可以说，相比其他具体的访问成果，能否真正实现双边关系战略定位上的相互“释疑”无疑是判断此次访问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从访问取得的具体成果来看，中美双方均站在发展两国关系的大局和战略高度之上，再次确认了中美关系健康发展对于两国乃至整个世界的重要意义。通过此次访问，中方成功向美方展示了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开放、积极参与并维护战后世界秩序的战略意图。美方也明确表示，将继续支持并欢迎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及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加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在双边关系的定位方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理念得到了美方相当程度的理解与赞同，这反映出中国在中美关系话语构建方面开始逐渐占据更加主动的地位。
然而，作为当今世界上最重要、最具影响力，同时也是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再出发”之旅同样面临一系列不确定性的挑战。就在习主席结束访美之行仅仅一周后的10月5日，美国便与日本、澳大利亚等12国宣布结束“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TPP）谈判。该协定被国内外舆论广泛解读为以美国为首构建的在经贸领域“排斥”、“孤立”中国的联盟。虽然奥巴马和美国政府一再强调无意通过TPP来围堵中国，但透过这份被奥巴马政府称为“21世纪高标准的贸易协定”，我们无疑能够对新时期中美关系的深度博弈过程窥见一斑。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经济体和全球贸易规则的主要制定者、受益者，美国对中国一直采取“有限支持+积极防范”的应对策略。一方面，由于发展阶段的差异，中美经济合作有着巨大的空间和潜力，从自身国家利益出发，美国有进一步深化双边经贸合作的强烈意愿。例如，在习主席访美期间，针对双边投资协定（BIT），中美双方都同意“强力推进谈判，加快工作节奏”。另一方面，美国又对中国经济的不断壮大感到不安，这种不安不仅包括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即将超过美国，更体现在对崛起后的中国可能挑战甚至替代美国成为全球贸易规则制定者的担忧，这种意图早在2011年美国强力介入TPP谈判时就已经显露端倪。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TPP能否在包括美国国会在内的成员国内部获得通过上还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同样，判断它是否会对未来中国的发展构成实质性的围堵和制约也为时尚早。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积极参与全球更多领域、更高水平的经贸合作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深度融入全球秩序的必然选择。正是出于这一考量，中国对包括TPP在内的双边、多边贸易协定均持开放态度。以TPP谈判为注脚，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再出发”之旅注定不可能一帆风顺，而我们能够且必须做到的，就是以更加积极、开放和务实的态度去直面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与挑战。
